军后勤工作很快步入正常建设轨道。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的指导思想。他要求全军后勤人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战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和勤俭节约观念”，成为全军后勤指战员做好新时期后勤工作的行动准则。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和裁军百万的战略决策，提出“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人少要把工作做好”，科学合理地确定军费投向投量，在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困难情况下，保证了军队建设各项工作的需要。他积极稳妥地推进后勤改革，实行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保障体制，建立健全战略、战役、战术供应管理体系。他倡导“勤俭建军、艰苦奋斗”的方针，大搞农副业生产，弥补军费不足，并在全军实施“斤半加四两”的副食标准，明显提高了部队的生活水准。他积极推进各项后勤基本建设，亲自组织领导进行边海防、仓库、营房、医院、财务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很快改变了全军后勤面貌，受到中央军委多次赞扬，在全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不断开创后勤工作新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军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一九八七年再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一九八八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军队全面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退出军队领导职务后，洪学智同志出任“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组长。他团结带领编写人员，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高质量地完成了编写任务，受到了军委和“四野”老同志的一致好评。

    一九九零年，他被增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一九九三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他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为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洪学智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八八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洪学智同志两次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第一次任职时期：一九五七年五月—一九五九年十月（前任：黄克诚大将；继任：邱会作中将）；第二次任职时期：一九八零年一月—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前任：张震上将；继任：赵南起上将）

    洪学智同志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政治、后勤领导才能，对我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教育工作、装备工作，均有重要建树。

    他身经百战，多谋善断，具有很高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他军政兼备，文武双全，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政治工作中有许多新的创造。

    他具有很强的创新和统筹能力，善于科学调配后勤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勤保障效益。他不仅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军后勤保障的宝贵经验，而且对新时期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不断开拓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双河镇，是一个“鸡鸣狗叫听三省”的地方。一九一三年二月二日，开国上将洪学智就出生于此。洪学智一九二九年参加立夏节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二年十月，随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进入川陕根据地后，先后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战役。一九三五年三月起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实施西征。经过二个月的艰苦转战，于十二月进入川北，迅速发展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也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战鄂豫陕地区。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决定中央红军转入川西，要求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中央文电指出：“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集中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强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同时接应已至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

    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开始了艰苦的长征。五月，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移中的中央红军会合。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红十二师留在后方侧尾，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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