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楼垛子上，亮着一盏电灯，照着花格子大铁门，照着挂在门楼垛子上的白漆木牌，照着牌上的红漆大字：酒国市烈士陵园。他扑上去抓住门的铁棍，像囚犯一样，铁棍粘手，揭掉了手上的皮。黄毛大狗咆哮着扑上来，他没有退缩。老革命沙哑、高亢的嗓门在门垛子后边响起，震慑住大黄狗不叫不跳垂头摆尾巴。老革命闪出身来，猎枪挎在肩上，大衣上的黄铜扣子威风凛凛。

    “你想干什么？”他严厉地问。

    丁钩儿吸溜着鼻子，用哭腔说：“老前辈，我真的是省里派来的侦察员。”

    “你来干什么？”

    “调查一桩重大案件。”

    “什么重大案件？”

    “酒国市一些灭绝人性的干部烹食婴儿案件！”

    “我毙了他们！”老革命怒吼着。

    “老革命别发火，让我进去慢慢说。”

    老革命打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说：“钻进来吧！”

    丁钩儿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小门的边角上，挂着一缕缕黄色的细毛。

    “你想不想进来？”

    丁钩儿一哈腰钻了进来。

    “你们这些饭桶，哪里能比得上我的狗？”

    跟随着老革命，丁钩儿进了大门左侧的传达室。他想起了市郊罗山煤矿的传达室，罗山煤矿守门人那一头狗毛似的乱发在他的脑海里浮现着。

    传达室里灯光明亮，墙壁雪白，一铺火炕占去了房间一半。炕头上立着一堵与坑同宽的墙，墙外垒着一个灶，灶上支着一口锅。灶里插着松木劈柴，火光很旺，松脂味很香。

    老革命摘下猎枪挂在墙上，脱掉大衣扔在炕上，搓搓手，说：“烧劈柴，睡火炕，这是我的特殊化，”他看着丁钩儿问，“我革命几十年，拳大的疤落了七八个，搞这点特殊化应该不应该？”

    丁钩儿沉浸在融融暖意里，睡意朦胧地说：“应该，太应该了。”

    “可是那狗养的杂种俞科长硬要把松木劈柴换成槐木劈柴！老子革命一辈子，鸡巴头子都让鬼子的机枪打掉了，断子绝孙了，烧点松木劈柴算什么？老子八十岁了，尽着烧还能烧几棵松树？我说，你就是天王老子下凡也挡不住我烧松木劈柴！”老头子越说越激动，双臂挥舞起来，嘴角冒出泡沫，“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们吃婴儿？吃人？野兽！是谁？老子明天就去毙了他！先斩后奏，大不了再给我个处分，老子这辈子杀了几百号子人，老子专杀坏人，叛徒，反革命，侵略者，到老了再杀几个吃人野兽！”

    丁钩儿身上奇痒，衣服冒着水汽，水汽里包含着浓重的灰垢味。他回答老革命的问话：“我正在调查这件事。”

    “调查个屁！”老革命说，“拉出去毙了就行了，调查个屁！”

    “老前辈，现在是法制健全的时代，没有确凿的证据，怎能随便毙人？”

    “那你快去调查，还蹲在这里干什么？你的阶级觉悟哪里去了？你的工作热情哪里去了？敌人在吃人，你却在这里烤火！我看你是个托派！是个布洛乔亚！是个帝国主义的走狗！”

    丁钩儿被老革命一顿痛骂，如同狗血淋头，朦胧睡意尽消，胸中热浪翻滚。他大咧咧地剥下衣服，赤条条一根，脚下穿着破鞋，蹲在灶前，拨拨火，添几根油汪汪的松木劈柴进去，焦香的白烟冲进鼻腔，打一个舒服的啊啾，用劈柴架起衣服就着灶火烘烤，衣服嗞嗞响，像臭驴皮一样。火烤着皮肉，有痛有痒，搓着挠着，越搓越挠越舒服。

    “你他妈的是不是生了疥？”老革命说，“老子当年睡稻草窝长了疥，全排都长了疥，那个痒啊，挠，抓，血淋淋的皮肉了，还是痒，钻心拱肺地痒，丧失了战斗力，非战斗减员，八班副马山想了个办法，买大葱，买大蒜，石头砸得稀巴烂，加上盐，加上醋，一把一把抓着往身上糊，辣辣的，麻麻的，长爪子挠狗蛋，说不出有多舒坦！那么多的疥，竟给狗日的治好。偏方治大病，病了公费治疗，老子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闹革命，公费治疗理应该……”

    丁钩儿从老革命的话里听出了辛酸与牢骚，听出了一部艰难困苦的革命史。他原想对老头儿倾诉衷肠，竟变成了老头儿对他发泄不满。他感到失望，明白了这世界上谁也救不了谁的道理，人人都有烦心事，说出来不充饥不解渴。他抖抖衣服，搓搓干泥巴，抽抽打打，穿在身上，热乎乎的衣服烫着皮，舒服到云彩眼里去了。肉体沉浸在舒坦里，精神的痛苦又缓缓生长，赤裸裸的女司机与鸡胸驼背罗圈腿的小侏儒同床共枕的情形清晰地出现在眼前，生动如画，如同他曾从钥匙孔里窥视过一样。越想越生动，越想越丰富。女司机肤色金黄，如同一条肉滚滚的母泥鳅，身上生着粘膜，滑溜溜、腻滋滋，散发着淡淡的腥味；余一尺像一只癫蛤蟆，满身疥疙瘩，用四只生蹼的爪子抓挠着她，一片片的泡沫，一阵阵瓮声瓮气的蛤蟆叫……他的心脏像风中的树叶一样哆嗦着，他想撕开胸膛，把心脏挖出来砸在她的脸上……婊子婊子臭婊子！他仿佛看到——确凿地看到威严如大理石雕像的侦察员丁钩儿用穿着大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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