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世界一切著名的哲学家在我们到达以前对他们全是陌生的. 但是在音乐、论证、算术以及几何各个领域，他们的发现几乎赶得上我们的古典哲学家. 然而尽管他们在几乎其他一切学科方面可以和古人相提并论，他们远不如我们的新逻辑学家有所创造. 关于我们的儿童在“小逻辑”这一科中普遍要学习的限制、扩大、假定等我们独创出的各条规则，乌托邦人还未发现其中的任何一条. 关于“再概念”

    ，乌托邦人也未能对之进行思考，以致都无从认出人本身作为一般化的概念，虽然如你所知道的，这样的人比任何巨人还更巨大，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指出.然而乌托邦人对星辰的运行，天体的运动，极有研究.而且他们巧于发明各式仪器，用于十分精确地观测日月的运行及部位，观测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切星辰的运行及部位. 至于星辰相生相克，总之，用星辰占卜的一切可耻胡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们从长期实践所发现的确切征兆能预测风雨及其他一切气候变化.关于上述各种现象的起因，以及潮汐何以形成，海水何以含盐，总之关于天体和宇宙的起源及本质，他们的论点部分地和我们古代哲学家的论点一致. 我们古代哲学家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同样，他们在采用新理论中既部分地和所有古代哲学家发生意见分歧，而对所有的问既又本身缺乏统一的看法.在哲学上论及道德的部分，他们所进行的争论和我们相同. 他们探究灵魂上、肉体上以及外部才能的善. 他们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善这个名称是应用于以上所有三者呢，还是专门应用于灵魂的特性. 他们讨论德行及快乐，但他们主要的辩论是，构成幸福的是什么，是一件事物，还是几件事物.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似乎过分倾向于某一学派，认为构成人类的全部或主要幸福的是快乐.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援用他们的宗教为这种软弱无力的学说作辩护，而他们的宗教则是认真的，严峻的，几乎是一本正经的，冷酷无情的. 他们一讨论幸福问题，总是把哲学的理性和宗教的原则联系上. 他们认为，没有这些原则，理性本身就削弱到不足以展开对真正幸福所在这一问题的研究. 这些原则可举例如下. 灵魂不灭，灵魂由于上帝的仁慈而生来注定享有幸福. 我们行善修德，死后有赏；我们为非作恶，死后受罚. 这些固然是属于宗教的原则，然而乌托邦人主张，理性使人们承认这些原则.一旦取消这些原则，乌托邦人便毫不迟疑地主张，一个人如不千方百计追求快乐，便是愚笨的，只不过他须力求不要贪图小的快乐而妨碍大的快乐，也不要贪图会招致痛苦后果的快乐. 追求严峻艰苦的德行，不但不尝人生的甜蜜，甚至甘愿忍受不会带来好处的痛苦，乌托邦人认为这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因为如果某人一生过的不快乐的日子，即是说，潦倒不堪，而死后并不因此得到任何酬报，这怎能谈得上有好处呢？

    实则乌托邦人主张，构成幸福的不是每一种快乐，而只是正当高尚的快乐. 德行引导我们的自然本性趋向正当高尚的快乐，如同趋向至善一般. 相反的一个学派把幸福归因于至善. 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 上帝创造人正是为了使其这样地生活. 乌托邦人说，一个人在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如果服从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导.而理性首先是在人们身上燃起对上帝的爱和敬，我们的生存以及能享受幸福都是来自上帝. 其次，理性劝告和敦促我们过尽量免除忧虑和尽量充满快乐的生活；并且，从爱吾同胞这个理由出发，帮助其他所有的人也达到上面的目标.从无一个人是那么严峻的德行实践者又兼快乐厌绝者，以至于强迫你工作、值夜、劳累，而不同时劝你尽力减轻别人的贫穷和困苦. 他会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认为我们照顾到别人的康乐幸福，才是值得赞扬的——如果减轻别人的痛苦，使他们去掉生命中一切悲哀而恢复了享乐，这尤其是合乎人道主义的话（而人道主义是人所最特有的德行）。既然如此，自然为什么不应该要求我们每人也这样对待自己呢？

    或者，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是坏事，那么，你不但不该帮助任何人过这种生活，并且要尽量使人人摆脱这种被认为有害的生活. 又或者，你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为别人求得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是好的，那么，你为什么不应该首先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呢（你总不能厚于别人而薄于自己）？

    当自然吩咐你善待别人，它不是反而教你苛待自己.乌托邦人认为，自然指示我们过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作为我们全部行为的目标. 乌托邦人把德行解释为遵循自然的指示而生活.因此，自然号召人人相互帮助以达到更愉快的生活.（它这样号召无疑有充分理由，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比任何人都更幸运，成为得到自然照顾的唯一对象. 自然对赋予同样形体的一切人们是一视同仁的.）

    所以，自然教你留意不要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损害别人的利益.以此乌托邦人认为不但私人间合同应该遵守，而且应该遵守关于生活物资亦即取得快乐的物质的分配上的公共法令，这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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