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等，全都集中在其首都地区，以便于皇帝的统治与管理。

    从燕京到抵抗草原游牧民族的最前线——八达岭长城，全程又不过一百四十里。

    在交通不便的这个时代，这样的距离堪称得天独厚。它极大地便利了守军的调度和后勤补给，无论是运兵还是运粮，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

    想象一下，若骑兵部队从燕京出发，快马加鞭，不过半日便可抵达八达岭长城。

    这样的反应速度，无疑是战争中的一大优势。

    而且，这成本极低，使得朝廷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草原游牧民族入侵，八达岭、居庸关等地的烽火台便会燃起狼烟。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站在燕京城中便可远眺前线的战况。这样的实时更新，使得朝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最多的资源，组织军队和后勤进行反击。

    而皇帝坐镇燕京城，离前线如此之近，无异于御驾亲征。

    这无疑能极大地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使得他们更加奋勇杀敌。

    相比之下，若将开封、洛阳、长安或南京等地作为首都，则显得逊色不少。

    这些地方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离前线都有不短的距离。一旦得到消息，再反应、调集军队、筹措粮草、动员出兵，再将兵马粮草辎重运到前线去，这一套流程下来，没准一个多月就过去了。

    而草原民族以快马弯刀著称，一旦进入中原腹地，便如入无人之境。到那时，别说与他们交战了，就连他们去了哪里都得慢慢寻找。等你找到他们时，没准他们已经抢够了粮食、财物、女人，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因此，朱棣才不惜工本、劳师动众，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又修建了一座更大的北京城。他将这座城市作为前哨基地，最大化地利用大明王朝的各种优势，集中力量去和草原游牧民族抗衡，确保大明王朝的江山永固。

    虽然所属世界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

    赵俣很清楚，抛开将来开疆拓土先不谈，大宋目前阶段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北方。

    契丹，女真，蒙古，满清，他们才是能灭亡大宋的外部力量，也是最需要赵俣和赵俣的子孙后代防御的外敌。

    这也许不是一代人的奋斗，而是世世代代奋斗的目标。

    当然，赵俣肯定希望在自己这一世，就把这些胡虏全都解决掉。

    但客观的事实就是，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打不过，就跑，等你不行了，他们再回来，周而复始，就跟狗皮膏药一般，没完没了。

    这万一赵俣不能在自己这一代解决胡虏之患，总得给自己的后世子孙留下抵御甚至是解决胡患的基础吧？

    而要是赵俣真能在自己这一代就彻底解决胡患，着眼世界，也可以再换都城嘛，比如那时将都城迁到海运更便利的南京。

    话说，那时大宋的铁路也应该变得极为发达了，再将国都迁到南京，也不会影响其控制草原。

    只是现阶段燕京做国都应该是大宋最好的选择。

    还有，燕云地区的情况却远比想象中复杂。

    这里居住的人口，有许多契丹、奚族、渤海、阻卜、女真、室韦等民族的人，并不全是汉人。

    即便是汉人，这里的汉人也与内地的汉人有所不同。他们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汉儿。

    “汉儿”这个词语最初是古代少数民族对汉人的称呼，并无褒贬之意。

    但在辽国获得燕云十六州后，特别是在辽国与大宋对峙期间，辽与宋对分属于两国境内的汉民的称呼开始发生了变化。

    辽人称呼宋朝境内的汉民为南人，而称呼本国境内（主要是燕云地区）的汉民为汉儿。

    宋人也称呼辽国境内的汉民为汉儿，有时还骂他们为番人。

    这样的称呼变化，反映出辽、宋和包括历史上后来占领燕云地区的金都对燕云地区的这些汉民很不信任。

    历史上，宋人甚至当面以“番人”来辱骂燕云地区的汉儿。又因赵佶君臣的不作为，宋人与燕云地区的汉儿之间严重缺乏认同感，宋人视汉儿“非我族类”的情绪强烈。这样的情绪，使得燕云地区的汉儿无法在宋人那里找到归属感。于是，他们心中开始生出异心，寻找机会叛宋投金。最终，金人本不具备灭宋的实力，却因此得以实现其野心，在汉儿的帮助下，靖康之耻发生了。

    甚至在后来的宋金之战中，也有很大程度是汉人与汉儿之间的内战。

    到了蒙元时期，更是出现了四等人制度，使得汉人彻底分裂。

    若不是汉人中出了一个朱元璋，汉民族恐怕就要彻底被分成两个了。

    所以，赵俣若想彻底收复燕云地区、避免汉人分裂，最好将都城建在燕京，并施以合适的民族政策。

    这样，才能彻底收复燕云地区的人心、稳固大宋的江山社稷。

    大宋的大臣，包括一些皇室、宗室，听说赵俣要迁都，将国都从汴梁迁到燕京，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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