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这个时候，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报道，我们的读者将受益非浅。”

    接着又向杜洛瓦叮嘱道：

    “你今天去，要仔细留意圣波坦如何行事，他是一位出色的外勤记者。一个记者，要能够在五分钟内让人家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你应当努力学会这种本领。”

    说完之后，他又一本正经地写起他的信来，那神气显然是要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让杜洛瓦他这个以前的军中伙伴和今日的同事，时时记住自己的命份，不要太为随便。

    一走出房门，圣波坦便哈哈大笑，并一边笑，一边对杜洛瓦说道：

    “这家伙今天的话怎么这样多，居然对我们指手划脚起来，好像我们是他的忠实读者，能听他没完没了的说教。”

    到了街上，圣波坦问道：

    “要不要喝点什么？”

    “好啊，今天天气真热。”

    他们于是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点冷饮。两人刚刚落座，圣波坦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他毫无顾忌地把报馆里的人都数落了一遍，真是滔滔不绝，不厌其详。

    “你知道老板是什么人吗？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而犹太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大概不会不知道，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货色。”

    接着，他以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把这些以色列子孙如何悭吝成性着实描绘了一番，说他们常常连十个铜子也舍不得花，买起东西来总像见识浅薄的妇道人家，厚着脸皮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直到一切遂其心愿；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发放高利贷和抵押贷款的老手，并因其手段高明而自成一家。

    “这也罢了。问题是，我们这位老板还千真万确是一位毫无廉耻的家伙，对什么人都骗。他创办的这份报纸，对所有派别都敞开大门，无论是官方消息，还是反映天主教会、自由派、共和派或奥尔良派观点的文章，一律照登不误，完全成了个杂货铺。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确保其股票交易及其他各类交易生意兴隆。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办法，仅靠几家资本不到四个苏的公司，便赚了好几百万……”

    就这样，圣波坦始终谈兴不减，并不时称杜洛瓦为他“亲爱的朋友”。

    “这个守财奴，他说起话来，简直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样。下面给你讲个故事。

    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房内除我而外，还有那老不死的诺贝尔和长得像堂·吉诃德的里瓦尔。报馆行政科长蒙特兰这时忽然走了进来，腋下夹着当今巴黎流行的羊皮公文包。瓦尔特仰起脸来向他问道：

    “有事吗？”

    蒙特兰如实相告：

    “我刚刚把我们欠纸厂的一万六千法郎还了。”

    老板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

    “我把欠佩里瓦先生的那笔款子还给他了。”

    “简直乱弹琴！”

    “怎么啦？”

    “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脸上露出一丝令人不解的微笑。

    这在他是常有的。每当他要说出什么恶毒伤人的话语时，那厚实的腮帮上总要掠过一丝这样的微笑。只见他以嘲讽而又自信的口吻说道：

    “怎么啦！……因为我们本来可以少还他四五千法

    郎。”

    蒙特兰大惑不解，说道：

    “经理先生，这一笔笔帐目并无差错，不但我复核过，而且你也已签字确认……”

    老板此时已恢复他那道貌岸然的常态：

    “你的天真实在天下少有，我的蒙特兰先生。你怎么就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欠得他多了，他势必会作出一些让步，让我们少还一部分？”

    说到这里，圣波坦一副深知其人的神态，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道：

    “怎么样？你说这家伙像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

    巴尔扎克的小说虽然一本也未读过，杜洛瓦却坚信不疑地附和道：

    “一点不错。”

    接着，圣波坦又谈起了其他几人，说瓦尔特夫人是个十足的蠢货；诺贝尔·德·瓦伦由于年迈，已经不中用了；而里瓦尔则是个来自费尔瓦克的破落子弟。话题最后转到弗雷斯蒂埃身上：

    “至于这一位，他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娶了现在这个太太。别的也就没有多少好说的了。”

    杜洛瓦问道：

    “他妻子的为人究竟怎样？”

    圣波坦搓了搓手：

    “怎么说呢？这个女人鬼得很，脑子比谁都精明。她是老色鬼德·沃德雷克伯爵的情妇，是伯爵提供陪嫁，让她嫁给了弗雷斯蒂埃……”

    杜洛瓦像是突然被人浇了盆冷水，周身一阵战栗。他真想走过去给这多嘴多舌的家伙狠狠一记耳光，痛骂他一顿，但终究还是克制住，只是把话题岔开，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您就叫圣波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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