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扰自信，据计划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

    在这里，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屯田有两种方式，军祭洒侯声等一大部分人坚持原来的“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枣祗则主张革新后的“分田之术”。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汇集一些资料查证，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原来的屯田方式，就是州郡将无主的田地收归官府所有，然后招募无地的流民进行耕种，并借给耕牛种子，借用耕牛的屯户需要多缴纳一定数额的谷物，然后收成就按照汉代的赋税制度，“三十税一”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的方式一同进行征收。

    而枣祗的这种屯田方式，则是在将是否借用官牛作为官民“五五分成”或者是“四六分成”的衡量标准，书中已有提及，它改变了汉末赋税制度中“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的局面。

    枣祗这种革新方式，本质上改革的不是屯田，而是屯田后的赋税制度。

    这种“五五分成”或者“四六分成”的赋税方式，只征收地里的谷物，一方面在废除汉末的那些苛捐杂税，减轻屯户负担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能通过这种高税率的方式征收大量的谷物作为军粮，保障了曹操大军的后勤供给。

    所以，枣祗的屯田，才有了“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崇高地位。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种制度往上追溯，其实也就是将豪强与佃户的关系活学活用，加以改进，搬到了官府与屯户的关系之中。

    如《王莽传》：“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

    也因为如此，屯田制对于乱世政权的足食虽说有巨大的利益，但曹魏治下的百姓未必会感同身受，他们对这种看起来分配十分悬殊的新分配方式甚至感到恐惧不安。

    《袁涣传》记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对于这种屯田新方式，那些有足额田地、所在郡县吏治又相对清廉，苛捐杂税较少的自耕农，他们想必并不赞同用这种“五五分成”、“四六分成”的赋税制度来代替“三十税一”的旧有田赋制度，而只有无立锥之地的流民，才会倾向于成为理论上由官府包办一切的屯户。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能使得“军国丰饶”，在乱世中大行其道的屯田制，为什么到了治平时期，它反而会被以轻徭薄赋、稳定赋税为主导思想的“租调制”所取代，并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那些单纯强调豪强大族侵占田地才造成了屯田制破坏的观点，很显然就只是片面看到了豪强大族的“恶”，而并没有意识到还想继续推行屯田制政权本身所携带的“恶”。

    归根结底，屯田制在乱世中保护了农民，恢复了农业生产，并保障了国家收入，但因为本身具备的巨大剥削性，它注定也只能是一种在乱世年代、在边疆区域才得以推行的战时制度，

    （三）关西诸将和曹操的“羁縻政策”

    关西诸将，前期所指的李傕、郭汜、张济、段煨等人，后期则是以韩遂、马腾为首的关中十将。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天子定都许昌之后，很多小说乃至于历史书籍，都会将河南尹等地区视作曹操控制的地盘，但实际的情况是，曹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染指成皋以西的地方，司隶大部分地区依旧是无主、混乱的局面。

    作为前期的关西诸将，李傕、郭汜等人都是“叛逆之臣”，也是“奉天子”的曹操需要讨伐的对象，但限于自身实力和周边势力的掣肘，一直要到了建安三年，在许都朝廷的周边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曹操才派出了谒者仆射裴茂召集关西兵马征讨李傕、郭汜等“叛逆之臣”。

    讨伐的主力是以段煨为首，加上了一批以梁兴、张横为首的关中豪强兵马，或许其中还有程银、候选、李堪等从河东渡河进入关中想要分一杯羹的势力。

    而众叛亲离的李傕、郭汜都没有能够抵抗多久，就分别被联军剿灭了。

    在此之后，名义上统兵的裴茂、实际上统兵的段煨都相继被曹操召回许都，但没有了强大的割据势力，名义上也无主的关中却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很快就成了各股军阀割据的温床。

    混乱和无序一直持续着，直到了建安四年中旬，官渡之战前夕，一个肩负着特殊使命人物的到来，这才引出了此后关西持续多年的“羁縻政策”。

    这个人，就是河东人卫觊。

    因为刘表首鼠两端，在袁曹两家之间摇摆不定，曹操为了避免后院起火，在官渡之战前夕，就派遣了身为朝廷治书侍御史的卫觊前往益州联合刘璋，想要借益州之兵顺流东下，掣肘荆州的刘表。

    但是关西军阀割据，入蜀的道路不通，卫觊不得已就暂时停留在了关中，就在停留关中的期间，雄心勃勃的他根据关中形势，向身为尚书令的荀彧上书，提出了自己对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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