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你活着都来不及了，何况还要去打仗，去消灭很多人的生命呢？根本没有必要。但是道家也会说三个字“不得已”，但是不得已的底限在哪里？这是考验我们的问题。

    5、民不畏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说的这句话，千百年来都在提醒统治者，不要把百姓逼得太过分了。老百姓被逼向穷途，活不下去了，连死亡都不害怕了，认为活着既然这么劳苦、疲惫，跟死了也差不多，不如起来造反，正所谓“官逼民反”。不仅中国古代，西方古代也是一样。人民被逼上绝路，就会起来革命，而把老百姓逼到这一步的统治者，自己也免不了悲惨的下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向使民常畏死，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靳，夫代大匠靳，希有不伤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

    人民不害怕死亡的时候，怎么可以用死亡来恐吓他们呢？如果让人民真的害怕死亡，对那些捣乱的人，我就可以抓来杀掉，那么谁还敢再捣乱？总有行刑官去执行杀人，代替行刑官去杀人的人，就像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一样。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的，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

    每个人都怕死，这是生物的本能。有些人最大的恐吓就是：“小心啊，再罗嗦我把你杀了。”恐吓的最后手段，是要杀人取命，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怕死，又怎么恐吓他呢？“民不畏死”是乱世百姓的心声。苛政是最大的死亡威胁，如“苛政猛于虎”的故事所说：孔子带着弟子经过一片竹林，听到有女人在哭，于是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公公、丈夫、儿子全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为什么不搬到城里住，她回答，不行，因为城里的苛政比老虎还厉害。住在树林里只有老虎的威胁，大不了一死了之；要是住在城里，被贪官污吏虐待欺负更是难熬。

    所以，“民不畏死”背景是民不聊生，甚至生不如死，这时候老百姓就没什么好怕的。如果统治者不去思考这样的背景，不赶紧行仁政，反而动不动就恐吓老百姓“不听话就杀”，到最后老百姓恐怕就要豁出性命，起来造反了。因为“以杀止乱”，只是缘木求鱼。老子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

    人民陷于饥饿，是由于统治者吃掉太多赋税，所以才陷于饥饿。

    人民难以治理，是由于统治者喜欢有所作为，因此难以治理。

    人民轻易赴死，是由于统治者生活奉养丰厚，因此轻易赴死。

    民之饥、难治、轻死，一层比一层严重，而每一层的现象都是居于上位的统治者造成的。首先，统治者抽税太重，人民穷困饥饿。西方先进国家动辄抽税三四成，但是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不错，百姓想通了也愿意配合。最怕是横征暴敛过后，又不管百姓死活。而这正是老子时代的真实处境。其次，统治者有所作为，人民不堪其扰，从消极抵抗到积极反抗，结果则是难治。什么是有所作为？筑长城、修运河、盖宫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老百姓不堪重负，当然很难治理。最后，统治者生活奢侈，锦衣玉食，把民脂民膏都刮尽了，百姓所剩无几，还活着干什么？

    自古以来，许多文人诗词描写“伤农家”，替老百姓难过。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还是不得温饱，就是因为上头层层收税，统治者作威作福。明末清初哲学家黄宗羲所写的《明夷待访录》清楚指出，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害虫，就是帝王制度，可惜当时少有人发觉此一思想的重要性。“明夷”是《易经》第三十六卦“地火明夷”，地在上而火在下，代表天色黑暗，光明被压制住，天下大乱；“待访”是等待人们了解。

    黄宗羲的观察很正确，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皇帝。一开始，天子是没有人愿意当的，像尧、舜、禹，都是禅让。大禹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大腿没肉，小腿无毛。为什么？替百姓服务，治水治得太辛苦了。后来，慢慢越往后发展，帝王越养尊处优，不可能再像尧、舜、禹那样为百姓着想了，所想的都是怎么“利吾国”，怎么掌握权力。像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对我们梁国有什么好处呢？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即大王你何必跟我言利呢，我们只要靠仁义就够了。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着“利”，“上下交争利”，天下一定大乱。反之，大家都讲仁义，尤其君主要讲仁义，要行为端正，以身作则，天下才能和谐。可惜儒家的“仁政”，几千年来一直只是束之高阁的理想而已，阳儒阴法，外儒内法，自从法家出现以后，就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倡导尊君卑臣。要让大家都快乐不太可能，但是要让一个人快乐却很容易，亦即天下老百姓出钱出力让帝王一人享受，让他一人掌握权力，老百姓只能做牛做马，供养皇帝和朝廷大小百官，经过层层盘剥，犹如一头牛被扒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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