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铺；这在国内是不会有的——我们不但是 三个男人，并且是三个外国人！第二天她下车了，来的是三等车中唯一的绅士；他大概因为 晚上我们出入拉门，扰他清梦，下一天搬到别屋里去。以后来的是兵，兵我们都说与 兵有缘分呢。最后来了经济学博士，他的名字，我还记得，是约瑟，是玩纸牌时要按名记 分，他告诉我们的。从前来者都只说俄国话，我们偶然也能答应一两个字；是从万国卧车公 司的指南上学来，如“不”“三个”“多少”之类。“不”字用得最多，伴着的是一摇头。 这自然干脆不过，但往往从此打断了谈话；到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门外窗口去看风 景，便是闭上眼睡觉。这位约瑟君却不同，他除俄国话外，自己说还懂得法文；ＬＨ两位都 懂法文，我们立刻觉得屋里更有意思起来了。

    但约瑟君的法文却实在不够用，他只能说些单字。ＬＨ两位应付得很费力，可是他爱说 话极了，老是支支节节地谈下去。他告诉我们，俄国报说汉口党人烧了美孚煤油公司；又问 起好几个中国人的名字。难为他记得住这些名字！有一个下午，他拿了纸笔，画了地图，和 我们议论天下大事。他说俄国从美国买机器，而卖粮食给它；中国从美国买粮食和日用品， 白让它赚了钱去。他在地图上点了几点，写着，“血！”“血！”说中国只能将血滴给美 国，没有别的。他似乎以为中国全然美国化了，这样东西也问“亚美利加？”那样也问“亚 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问“亚美利加？”我们赶紧说“中国”，“中国”，才 收下了。

    他又问我们什么党。我们三个都不在党；他奇怪极了，指着胸道，“我——博士——共 产党！”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经济学博士——道，“他——博士——共产党！”他喜 欢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饭车去喝。也邀过我们两三次，总说，“同志——啤酒，”一面指 着饭车那方面。我们都谢了。最后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点着道，“我——布尔乔——你们 ——普罗利特利亚特！”他又常指着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罗斯；”指着我们的道， “亚美利加！”（两三天后在另一车上和一个十八岁的俄国工人谈话，一位高丽人给翻译。 这是个天真烂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们粗糙多了，可是比我们贵多了。他露出羡慕的颜 色，但我想起约瑟君的话，倒有些羡慕他们。）他是个和蔼的人，很帮我们的忙。快到莫斯 科时，他一面剥着松子（沿路见俄国人吃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来嗑着，似乎比嗑瓜子 有意思），一面告诉我们他有妻有子，现在家里等着他呢。又指着远处，说他夏天和他们住 在城外，天凉了才搬进城去。下车后他还特地到窗前来和我们扬手作别。他是黑头发，紫脸 膛，绕腮胡根子；他说他现在是一个经济杂志编辑人。

    本该下午两点到莫斯科；误了五点钟，到时天已全黑了。去波兰的车就要开；满心想看 看莫斯科，却只见一片黑夜，我只得带着最大的失望上车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兰换车上巴 黎去。晚上到饭车吃饭，侍者穿着小礼服，鞠着躬和客人说话，客人也大都换上整齐的衣服 端端正正坐着，与俄国饭车空气大不相同。我渐渐有些拘束起来了。

    弟自清，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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