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而忽略培养自己，而是应当努力使自己对于那些他所希望器重的人有所裨益。

    指控者还说，苏格拉底挑选了著名诗人的最坏的诗句，用它们作为证据，来教导他的门人做无赖汉和暴君，例如，赫西阿德斯的诗句：

    “做工不是耻辱，闲懒才是耻辱。”他们说他把这句诗解释成仿佛诗人是在劝导人们无论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做，不正义也没关系，不光彩也没关系，只要有利可图就行。虽然苏格拉底完全同意，做一个忙碌的工人对人来说，是一件有益处的好事，闲着什么事不做，对人来说，乃是一桩有毒害的坏事——的确，做工就是善，闲懒就是恶——；但他同时也说过，只有那些做好事情的人才是真正地在工作，才是真正有用处的工人。他把那些从事赌博或做坏的、有害的事的人称做闲懒的人；按这种意义来说，诗人的诗句就无可非议了：

    “做工不是耻辱，闲懒才是耻辱。”

    指控者还说，荷马的一节诗也常被苏格拉底引用，这节诗讲到俄底修斯怎样在

    “遇到一个王爷或知名人物的时候，他就彬彬有礼地走到他跟前，站在旁边，劝阻他道：‘先生，对您像对懦夫那样用威吓的口气是不妥当的。请您自己先坐下来，然后再让别的老百姓也坐下来吧’。……但在另一方面，当他见到一个普通人在吵嚷的时候，他就用杖打他并大声申斥他说，‘你这个家伙，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听别人的劝告吧，他们比你强多了，不像你这个懦夫和弱者，无论是在战场作战，或是出谋献策，都不中用’”。

    指控者说，苏格拉底经常把这节诗解释成好像诗人的意思是赞成责打普通人民和劳动者。但苏格拉底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如果那样，那他就是表示他自己应该挨打了。但他所说的乃是那些既不能以言语又不能以行动对人有所裨益的人、不能够在必要时为军队、国家或人民服务的人，如果在无能之外，他们还傲慢不恭，就应当受到阻止，尽管他们非常富有。但是，和控告者的指控相反，苏格拉底显然是普通人民的朋友，而且是热爱人类的人；尽管他接待了许多希望听他讲学的人，其中有本国公民也有外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讲学而向任何人索取过报酬，而是以其丰富的学识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有些人不费分文，从他学得了一点皮毛，竟以高价转而贩售给别人，并且不像他那样做普通人民的朋友，而是对凡没有钱给他们的人，他们就拒绝与他们交谈。但苏格拉底在其和别人的交往中对他本国所作出的贡献比因其对拉开代莫尼人的贡献而享盛名的李哈斯要多得多。的确，李哈斯在儿童欢舞节款待了那些到拉开代莫尼来的外乡客旅，但苏格拉底则是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最大限度地嘉惠了那些愿意领受他的教益的人们，他使那些从他游学的人在和他分手的时候都成了更好的人。

    因此，在我看来，像苏格拉底这样品格的人似乎应该受到国家的尊崇而不应被处死；任何一个按律法考虑他的案情的人一定会看出这种情况来：按照律法，很明显，被证明犯偷窃、强盗、扒手、夜盗、绑架或盗窃神物的人才应受死刑处分，对于这一切的罪，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清白的人了。他从来没有作过引起战争的祸首，使国家因他蒙受损失，也没有犯过作乱、谋反的罪，在他和人的私人往来中也从来没有做过损人利己或陷人于不义的事，在这一切罪中他连一点嫌疑也没有沾着过。

    既然如此，他怎么会犯所指控的罪呢？他不仅没有像起诉书所指控的不尊敬诸神，而且明显地比别人更崇敬诸神：不仅没有像控告他的人所指责的那样败坏青年，还明明地诱导了他的门人中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停止了罪行，劝勉他们追求那最光荣最美好的德行，正是借着这种德行，人们才能治国齐家。遵循这样一种立身处世之道的人，难道不应受到城邦的最大的尊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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