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传播。当日上午，传闻更烈，有说长沙的满人官员已经逃跑了，也有说巡抚衙门的大炮今天就会打响。长沙官钱局立即发生挤兑风潮，巡防营稽查队派出了更多的人手，在街上穿梭巡逻。

    焦达峰认为事机已经泄露（其实早就泄露了），既然原定计划未能执行，他约好的大批浏阳洪江会头目，又要到23日才能抵达长沙城，那就推迟到10月25日吧。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0月22日清晨，湖南新军与武昌的新军兄弟一样，觉得等下去反正也是死，不如搏一搏。他们每人只分得两颗子弹，一鼓作气地冲进城去，居然就将长沙光复了。

    听说新军进城的消息，焦达峰带着陈作新等同盟会人马，冲进了谘议局。在立宪党人的叙述中，因为时间太早，又没有预先通知，本来预定光复后召开的军商学绅各界大会，根本无人到场。偌大的谘议局，只有同盟会湖南分会的会员二十余人。焦达峰开口便说：“我是孙文派来的，孙文把湖南的事情交给了我。”

    于是同盟会员们讨论，认为焦达峰在湖南搞革命，最先也最久，宜当都督；这次举义，全凭新军奋勇，巡防营不抵抗，陈作新居间联络，功劳最大，宜为副都督。计议已定，拿红纸写好贴在谘议局墙上，焦达峰就穿上清军协统的制服，开始处决公事了。

    革命党人推选都督的理由，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莫要忘了湖南绅权之重，久在人心。焦达峰署名的文告一贴上街，长沙市民个个都像黎元洪那样，惊诧莫名。随后赶到的绅士们更是怒火中烧，绅士代表常治当着革命党人的面高喊：“这个都督是临时的！”陆军小学校校长夏国桢，更是直接带领全校学生前往谘议局抗议质问，甚至刚刚反正的新军中，也传出了哗变的流言。

    谭延闿平息了这场争议。他说：眼下只有一二省举义，民军才刚刚萌芽，“此非争都督之时”。有此一说，立宪党人才不再闹了。不过，祸苗已经种下，总是会发出来的。

    乱象与密谋

    10月28日，长沙光复后第七天，新军第九镇马标队官戴凤翔接到刚从益阳调来长沙接防的五十标营长梅馨、统带余钦翼的请帖，请他次日下午五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

    戴凤翔次日下午到地方一看，在座的有八九人，除了戴凤翔自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之外，余人都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当时的风气，留学生趾高气扬，自成群体，看内地学生不起，戴凤翔在座，估计跟他在马标任职有关——在座的人都是营长以上的职务，但没有马标的军官。

    席间，自然就说起光复后的长沙局势，有人便大骂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都督乱用人，乱用钱，说亲眼得见，一个青年人跑去找焦达峰要官，焦达峰问他：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会写字”，焦达峰就说“你去当书记吧！”青年人走出去，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大捆空白带子，他就拿了一条，自己写上“三等书记官”，挂在身上，招摇过市，不过很快他便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二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了。

    又有人说，湘乡人吴连宾，曾在家乡发动会党，此时跑到都督府对焦、陈说：“我这回是有大功的呀！我要招一标人。”焦达峰也没敢跟他还价，给了他一条白带子，上面写了“某标标统”，又批了两万元给他。谁知道吴连宾第二日又跑去领钱。军需官只好说：“标统，你昨天刚领几万块钱去，今天又来了，你也要有个细账才行。”吴就拍着桌子大喊：“我大人做大事，有个什么细账嘞！”

    其他笑话就更多啦。任何一名士兵，不管你是新军、巡防营还是会党，只要你参加了长沙光复，跑去都督府一说，立刻就能得一条连长、排长的白带子。有了白带子，人人都自觉是军官了，跑到藩城堤荒货店去买指挥刀，把荒货店的库存抢购一空。而今满街都是指挥刀，铿锵作响。

    三年后长沙《公言》杂志刊出一部小说叫《潭州梦》，即写衡阳人潘五到长沙考中学未被录取，适逢光复，于是冒充新党混入抚台衙门，交游日广，居然混成一稽查，然后借禁烟为名四处勒索。小说写到当时省城各色人等混杂，“他们到底是革命党还是匪呢，这个界说就很难说了”。1924年出版的《辛壬春秋》中也有记载：

    时都督印信未刊，辄取草纸一方，上书都督焦令某为某官，下钤四正小印。四正者罡字，洪江会暗号也。日委署十数人，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役均入伍。无军械戎装，胸前拖长带，高髻绒球，谓是汉官威仪。

    这些江湖作派，正应了黄鍈等绅士对焦达峰之流的第一印象“不伦不类”。如此一来，长沙市民对革命党的印象，只有比谘议局那帮立宪党人更坏。（当然那时没人会想到，焦达峰下令大招兵，招来的列兵中有一位毛润之，拿着每月七块大洋的津贴，每天给其他士兵讲报上的新闻与道理，被同袍们称为“报癖”。）

    绅士们对焦达峰最大的用人不满，在于他任命冯廉直为南路统领。冯是洪江会头目，1906年参加浏醴暴动被捕，在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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