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老居正，武昌事变后，在湖北军政府里负责对外联络，重要的是促劝各省响应，而重中之重，自然是湖北的后方湖南。每天晚上，他都去电报局问讯。10月22日晚，居正刚走进电报局，电报生告诉他：湖南有事！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立即命令仔细探听，并与长沙电报局通话。

    没多久，长沙电告：革命军已进城。居正狂喜，奔告都督府。黎元洪听说也大为动容，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气。

    又过不久，长沙报告光复的正式电文到了，署名是焦达峰。黎元洪一看电文，里面提及杀了黄忠浩，顿时黎都督的脸就阴下来了——黄忠浩曾在湖北带兵，与黎元洪有过同袍之谊。

    停了停，黎又问：焦达峰是谁？居正说：是革命党。于是黎菩萨沉默了，过了良久，才吩咐居正，复电祝贺长沙光复。（《梅川日记》）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心情尚且如此复杂，长沙城内的士绅们，其失望难过可想而知。

    廿四岁的无名小卒

    焦达峰是从湖北返回湖南发动革命的。陈作新则一直在本土号召新军起义，1910年抢米风潮时，陈作新正在新军二十五混成协当一名排长，他当时就力劝新军管带陈强乘机起义，不被采纳，反被革职逐出新军。由焦、陈二人为首的中部同盟会湖南分部，在湖南新军中影响颇大。

    辛亥年的各地光复，无不采用“军绅联合”的模式进行。湖南士绅一面试图劝说黄忠浩反正，一面派出代表，通过焦达峰联络新军。

    10月14日之后，起义筹备有了眉目，士绅代表黄鍈等要求与焦达峰及新军代表见面开会，地点选在紫荆街福寿茶楼。黄鍈等先到了茶楼的二楼，凭窗等候，“见有着天青团花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则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各代表陆续来，长袍短套，不伦不类，多至四十余人”。

    这种观感很有代表性。虽然焦达峰在湖南士绅眼里，也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毕竟他出身富户，读过长沙普通高等学堂预备科，后又到东京铁道学校游学，见过不少世面，还博得“落落大方”四字评语。自陈作新以下，就只能算“不伦不类”了。

    但在接下来的会晤中，焦达峰让湖南士绅代表大为失望。之前，他们一直听说焦达峰在家乡浏阳有很大的会党势力，可以直取长沙，因此颇欲当面了解虚实。

    他们问：浏阳可到多少兵马？焦答：至少两万人。

    又问：带来多少炮火？焦答；没有炮火。

    没有炮火？！

    焦达峰对绅士们的忧虑毫不在意：“是的，没有炮火。今日局势，只须十个洋油桶，十挂万子鞭（爆竹），即可将巡抚衙门攻下。”浏阳花炮的确远近闻名，但焦达峰的话听上去太像笑话了。这个才二十四岁、以前从未有乡邦名望的伢子，真的靠得住么？

    焦达峰霸气外露，当着一帮士绅的面，大谈排满兴汉的道理、同盟会的宗旨，“俨然以首领自居”，这当然也引起了士绅代表的不满。

    10月18日半夜，由陈作新出面，在小吴门外树林里召开了第二次各方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士绅们表示希望拥戴黄忠浩任湖南都督，而巡防队代表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杀黄忠浩，新军及巡防队都不会参加起义。

    10月20日，是原定的举事之日，可是巡抚衙门也知道了内情，控制极严，新军所有马草干粮，迁移一空，搞得城外的炮兵营同志，想放火为讯，却找不到可燃烧物，反被巡哨发现。各处人马只好罢手。

    这一天长沙到处都是谣言，街上岗警林立，来往行人，均须接受检查。最大的一个谣言是：巡抚衙门已经架起了大炮，将对新军营房实行轰击。

    士绅中许多人，此时信心全失。其中有位教育界代表，是湖南体育会会长吴作霖。他一想到革命党人赤手空拳，新军又没有子弹，一旦巡抚衙门发起炮来，长沙岂非要被打得粉碎？急得他通宵失眠，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该请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出来主持大局。

    10月21日清早，吴作霖冒冒失失地跑到谘议局，要求见谭延闿。此时谘议局的号房才刚起床，哪有人来办公？吴作霖不禁大怒，认为都什么时候，这帮议员老爷们还在家睡觉，难道不知道长沙城就要毁灭了么？他越想越气，就在谘议局门口骂起了大街：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的。我姓吴名叫作霖，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二千多人，分驻满城旅馆商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将来革命，各把火柴括燃，就可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班议长、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这时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做甚么的！”

    直骂得号房不知所措，又无法通知议长议员，附近居民纷纷上前围观，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一歇，无人理会，只好自行回家。

    这件事，在后来的革命叙事中，被解读为立宪党人有意破坏革命，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

    不管如何，这场骂街加剧了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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