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或缺的因素。这剧本主要也就在于刻画哈姆雷特要完成这件加之于他身上的报复使命时，所呈现的犹豫痛苦，原剧并未提到这犹豫的原因或动机，而各种不同的解释也均无法令人满意。按照目前仍流行的看法，这是哥德首先提出的，哈姆雷特是代表人类中一种特别的类型——他们的生命热力多半为过分的智力活动所瘫痪。“用脑过度，体力日衰”。而另外一种观点以为莎翁在此陈示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所谓“神经衰弱”的病态，优柔寡断的性格。然而，就整个剧本的情节看来，哈姆雷特绝非用来表现一种如此无能的性格。由两个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到哈姆雷特的表现：一次是在盛怒下，他刺死了躲在挂毯后的窃听者；另一次是他故意地，甚至富有技巧地，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两位谋害他的朝臣。那么，为什么他却对父王的鬼魂所吩咐的工作却犹豫不前呢？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件工作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哈姆雷特能够作所有事，但却对一位杀掉他父亲，并且篡其王位、夺其母后的人无能为力——那是因为这人所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潜抑良久的童年欲望之实现。于是对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谴不安所取代，因为良心告诉他，自己其实比这杀父娶母的凶手并好不了多少。在这儿，我是把故事中的英雄潜意识所含的意念提升到意识界来说明：如果任何人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个歇斯底里症的病人，那么我又得承认这是由我的解释所导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他与奥菲莉亚的对话所表现的性变态也与这种推论的结果相符合——在此后几年内，这种性变态一直不断地盘踞于莎翁心中，直到最后他才写出了雅典的提蒙。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哈姆雷特的遭遇其实是影射莎翁自己的心理，而且由布兰德（GeorgeBrandes）对莎翁的研究报告指出，这剧本是在莎翁的父亲死后不久所写出的（一六○一）。这可以说，当他仍然在哀挽父亲的感情得以复苏。还有，我们也知道，莎翁那早夭的儿子，就是取名叫作哈姆涅特（发音近似哈姆雷特）。就像哈姆雷特处理人子与父亲的关系，他另一同时期的作品马克贝兹是以“无子”为题材。就像所有心理症的症状以及梦的内容，均能经得起“过分的解释”，有时甚至是需要经过一段“过分的解释”才能看出真相，同样地，我们对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也必须由文学家心灵中不只一种的动机、冲动去了解它，并且需要承认，它可能有两种以上的不同解释。在此我只拟就这位富有创意的文学家心灵冲动中最深的一层来加以讨论〔62〕。

    关于这种亲友之死的“典型的梦”，我在此拟以一般梦的理论再多说几句话，这些梦显示给我们一些极不寻常的状态，它将一些潜抑的愿望所构成的梦意，逃过“检查制度”，而丝毫不变地以原来面目显示出来，而这惟有某种特别状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以了两种因素有助于这种梦意的产生：第一，我们心中必定潜藏有某种愿望，而我们自己深信，这些愿望甚至在做梦也不会被发现，于是“梦的检查制度”便对这怪念头毫无戒备，就像所罗门法典，当年就没预料到有必要设有一条有关杀父之罪的刑罚一样。第二，在这特殊情形下，这种潜抑的、意想不到的愿望往往以某种对亲人生命关怀的形式，对当天昼间所遗留下来的感受发生让步的现象。但焦虑必定利用这相对应的愿望而如影随形地进入梦境。所以，在梦中这份愿望往往都能被白天所引起的对某人的关怀所掩饰。然而如果有人以为梦无非是夜以继日的心灵活动，而将这种亲友之死的梦另辟于一般梦的解说之外的话，那么这些解释也就更加简化，而一些尚留下来的难题就更不需要再加探究了。

    试图再探索这种梦与“焦虑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有意义的。在亲人之死的梦里，潜抑的愿望多能避过“检查制度”而不受其改装，但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梦中所感受的痛苦情感。同样地，“焦虑梦”也唯有“检查制度”全部或部分受到压制时才会发生，而另一方面，一旦由肉体来源引起了真实的焦虑感觉，则强大的“检查制度”便将抬头。因此，很清楚地，我们可以看出心灵之如此运用其检查制度以“改装”梦内容的用意——唯有这样做，“才可以避免焦虑或任何形式的痛苦后果”。

    在前面，我已提过儿童心理的自我主义，现在我要再强调这点，并且由于梦也保留了这份特征，所以我们不难由此看出其间的联系。所有梦均为绝对的自我中心，每个梦均可找到所爱的自我，甚至可能是以经过改装后的面目出现的。而梦中所达成的愿望都不外乎这个自我的愿望。表面看来“利他”的梦内容，其实都不过是“利己”的。以下我将举出几个看来悖逆这种说法的例子加以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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