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刚正不呵且为官清廉，只顾著为人民谋福利，以为台湾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台湾早期许多卓越的经济计划就是来自於他之手。

    他为苦难的台湾地区和穷苦的生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自己一生却是两袖清风。尹仲容到底有多清廉呢?!他的家人要靠别人的救济才能过活，甚至直到他死的时候，他的家人都无钱帮他买棺木下葬，最後是经报纸报导之后，社会才一片哗然，最后是经过学者及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大家捐钱之后才有能力下葬。

    尹仲容非常好学，分秒必争，经常手不释卷。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无论在出差途中，或开会之余，手中总是捧着一本书。他是工科出身，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过颇有影响的《工程数学》、《电磁学》等专著。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又刻苦自学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写过很多经济论文，并有十分独到精辟的见解和主张。他的中学西学、旧学新学根底之深，在当时台湾的政界乃至学术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出身于士绅之家，他对中国的古籍涉猎很广，研究颇深。在他早期所发表的文章中，经常引用孟子、荀卿与管仲的著述。像孟子所说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他更信“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虽是学理工出身，在公余闲暇，却为吕不韦作传，为《吕氏春秋》作注，编写《郭嵩焘年谱》。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大商人，郭嵩焘是清代外交的名臣，也是西学的倡导者。这两人的著作对尹仲容一生的经济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尹仲容曾一人担任台湾外贸会主任委员、美援会副主任委员、台湾银行董事长等三要职。他根据外贸会部属的签报知悉，中药药材中的甘草，以伊朗价格最低廉；黄花、红参等，以韩国价格最低廉。为节约外汇计，他立刻制定了限定采购地区的办法。该办法公布之后，因为伊朗与韩国的船期不定，而且他们不肯小批量出售，可是台湾需要量又不大，如果大批采购，势必增加业者资金与利息的负担，结果买卖双方僵住了。双方的触礁，引起中药价格的暴涨。尹仲容发现错误之后，在新办法公布的第三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复原来的办法，并公开向报界承认他的错误。当时有记者问：“您这不是朝令夕改吗？”他率直地回答：“知错了还不改，那还了得！”，记者追问：“这岂非有损政府威信吗？”他说：“知过不改，才真正地有损政府威信，而且还可能会害死许多病人。”这就是尹仲容勇于抛弃面子，坦然认错的真实故事。尹仲容在经济工作中，以廉洁奉公，一心为民享誉台湾民众。一次，有两个单位给他送来丰厚的“车马费”，被他严词斥责，全部退回。每次到各地考察，他从不报销差旅费，说：“在下面人家已招待了，就不应再报差旅费了。”下属因祝寿等送来的“红包”，他都要其秘书一分不少地一一退回。在政府官员中，其官职可谓不低，可他一直住着一间不到七十平方米的破旧房子。许多商界巨富，为他购买的豪华别墅，他都一一拒收，并对这些巨富提出严肃批评，同时一再叮嘱“下不为例”，这充分体现出了他正直廉洁的特色。

    尹仲容的基本经济思想是“藏富于民”、“均富”与“养民”，要把台湾经济在“计划性自由经济”方式下，进行快速地发展。台湾初期既没有资本，也没有人才，资源又有限，要让民间自然地产生企业，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民营企业也无力发展，不得不依赖当局。尹仲容认为应该由当局先发展工业，然后再把初具规模的工业转为民营，这样就形成了有计划的自由经济。当局只是统筹全局，并没有掌握生产设备，也不控制经济活动，各个民间企业保有最大的自由空间。扶植王永庆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实例。王永庆经营几家

    民营企业，“屡战屡败”。最后，他选中塑胶工业，但手中缺乏资金，向政府及银行贷款均遭拒绝。最后他找到尹仲容，尹仲容力排众议，决定给王永庆以大量贷款，终于使王永庆这个濒于倒闭的民营企业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塑胶企业之一。

    那时，台湾政治经济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台湾政客官僚的口头禅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尹仲容则挺身而出说：“人民的事，总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人劝他明哲保身，少负责任。他正气凛然地回答说：“你知道责任二字的真意吗？责字头部是‘主’字，下面是宝贝的‘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只有负责才能生产宝贝的钱财。如果把责任推给他人，不就变成个‘债’字了吗？一个官员对国家负债，国家就要对人民负债了。”这就是性格耿直，勇于承担责任的尹仲容。他的座右铭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阔斧，而且眼光也看的要比一般人远，他所参与制定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无私，雷厉风行。他为台湾制订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是因他看到美援物资中有大量的棉花，而纺织者来台湾时带来了一些机器，于是他管制日本棉花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