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担任团长、团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师政治委员等职务。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为深入贯彻古田会议而不懈努力。

    中央红军野战军离开苏区长征时，赖传珠任红一军团一师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到扎西，部队因减员整编赖传珠回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任政委。四月二十三日，他率领红五团来到滇西黄泥河。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纵队突然出现在红军侧翼，给正在向金沙江前进的中央纵队造成严重威胁，情况十分危急。其时，红五团团长正患重病。赖传珠不待上级命令，当机立断，立即指挥部队抢占山头，坚决挡住敌人前进。全团4挺重机枪在他的指挥下喷者火舌，将敌人压在山脚下。战斗至中午，自恃人多的敌军官端起机关枪，赶鸭子般地威迫敌士兵蜂拥着向红五团阵地冲来。眼看敌人就要逼近阵地，赖传珠命令部队上刺刀，他自己也拾起身旁的一支步枪，安上刺刀，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刚要带头跃出掩体，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鲜血立时从他的胸前涌出。他的警卫员于占鳌见状，赶紧上前将他扶至较为安全之处，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赖传珠强忍着伤口巨痛，一直在阵地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黄昏，才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脱离陷境。

    因伤势严重，赖传珠被送往军团卫生队治疗休养。部队天天行军打仗，随军行动的卫生队医疗条件极差，赖传珠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多次昏迷过去，后经多方抢救，才转危为安。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他的伤势稍有好转，尚未痊愈，又回到红五团任政委，领导全团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赖传珠奉命从延安奔赴南昌，担任新四军参谋处处长，协助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主持军部参谋工作。

    新四军各部的整编与集结、开赴皖南、挺进敌后，抗击敌、伪、顽，无不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省盐城重新成立。此后直至一九四五年十月，赖传珠担任新四军参谋长长达五年之久。他协助刘少奇、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领导华中抗日军民，多次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为创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一九四四年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赖传珠协助中共中央和军部首长，指挥新四军各部向日伪军发起战略反攻，不断取得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晚得悉日寇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情报后，赖传珠兴奋异常，更是没日没夜地投入工作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赖传珠调任山东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又调至东北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师师长，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政委。他率领所部参加了解放东北的许多重大战役、战斗。在辽沈战役中，他和第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一起，指挥六纵队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歼灭第九十三军军部、六兵团司令部及范汉杰的东北“剿总”指挥部，并顽强阻击企图向沈阳逃跑的敌廖耀湘兵团，最终全歼了该敌。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第四兵团。赖传珠被任命为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邓华任兵团司令员，下辖第四十三军、第四十四军、第四十八军。在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后，根据总部及四野司令部命令，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开始，他和洪学智率领十五兵团主力从华北和中原地区南下，渡过长江，解放赣西北和赣南全境。随后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继续南进入粤，追歼逃敌。一九五零年三月上旬，经周密准备和部署，赖传珠和洪学智等兵团领导指挥解放军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强渡琼州海峡，创造木船打兵舰的奇迹，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一举解放海南岛，将胜利的红旗插上“天涯海角”。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毛主席主席亲自给朱德、彭德怀等十位元帅授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各位大将、上将授衔。全国各大军区也先后举行授衔仪式。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赖传珠，具体领导了我军首次军衔评定工作。

    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赖传珠没有经验，全军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赖传珠，组织大家查阅了大量国外军队建制资料，并且向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请教。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制订了我军第一部有关军衔评定和授予的条例。根据这个条例，要对全军数十万干部，根据个人的职务、资历、贡献以及德、才、智各方面的情况，分别评定相对应的军衔。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牵涉到全军每一个干部的切身利益。工作做的好，是件有利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大好事；工作搞不好，闹出许多矛盾和意见来，就会影响军队的团结和建设。赖传珠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如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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