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党的建设等。

    叶tǐng、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tǐng进敌后，独立自主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tǐng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tǐng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tǐng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tǐng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tǐng，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tǐng也颇多微词。叶tǐng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tǐng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tǐng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sè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tǐng单独吃xiao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jiao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tǐng是一个自尊心极强、xìng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xìng格的典型反映。叶tǐng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tǐng，就用有sè眼镜看他：“他对党对**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mao主席、党中央开始对叶tǐng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央对叶tǐng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tǐng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mao主席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tǐng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jiao由叶tǐng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tǐng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tǐng同志的良好关系”。

    而与叶tǐng将军同机失事的还有几位非常重要的领导，尤其是博古和王若飞。

    王若飞。一**六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辛亥**和讨袁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六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四月转为中国**党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回国，先后任**北方区委巡视员、**豫陕区委书记，领导了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一九二六年调上海任**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大**失败后，他先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严重的白sè恐怖下坚持斗争。一九二八年六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并入列宁学院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任**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近六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员的崇高气节。

    一九三七年五月全国抗战爆前夕，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八月到达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一九三八年起任**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九四零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指示，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后，他曾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一九四四年五月，他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南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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