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十二万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贷金制度的改革，陈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忆录中，他津津乐道地写到：据民国七十七年去美国参加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一位刘广定教授回来说：‘我这次赴会，过数位六七十岁之大6学者成言：抗战期中，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实为先生之恩泽特予禀告。‘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6上的学者，还怀念者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九四零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进，第一期自一九四零年八月起至一九四二年七月止，目标为：各镇均应成立中心学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入学民众总数要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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