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上海的英国人吗？”冯旦愤慨地说。

    “我喜欢，”博雅说，“我尊敬他们的民族，我讨厌他们的外国政策，但是喜欢他们个人。”

    “在上海只有买办喜欢他们。”

    “但是上海的买办喜不喜欢日本人呢？差别就在这里，这就是让属员喜欢你的诀窍。不过我是指一般的英国人。”博雅受了留英的叔叔阿非影响，很崇拜英国人。阿非和所有留英的学生一样，对英国忠心耿耿，常对博雅谈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人道、他们对朋友的忠心以及他们的自信，自信最容易吸引博雅这类人物。他继续说：“到上海去看看英国人，看街上的人民对他们有什么感想。大家都敬重他们，怕他们，对不对？英国官员对老太太、小狗或小孩都一样和气，日本人不可能低头对小狗或小孩表示好感，因为怕失去尊严。”

    大家都注意听，博雅又说：“我有时候替那些日本小店东难过。他们好温和、好文静、好驯服，他们只想讨生活。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军队和警察就跟到哪里，还有浪人，日本社会的渣滓。军官威吓浪人，剥削他们，靠鸦片的利润来自肥——这是军制的一部分。浪人恨军方发鸦片执照时的威吓、红带子和勒索，但是却不得不靠他们保护。文静的商人只想为妻子儿女讨一份生活，对两者都恨之入骨，因为中国人再也不肯进他们店里买东西了。东城小学附近一家文具店的日本店东去找那个小学的中国校长，求他叫学生到他店里买东西。他知道自己是受了军队暴行和流氓闹事的影响。中国校长告诉他，他答应对学生说说看，但是小孩若不去买，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大英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呀！”冯旦反驳说。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英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他想把话题转到他喜欢的题目上。“看看新加坡，看看香港，东印度公司和南满铁路有什么区别呢？英国和日本还签订盟约，保护他们在远东的利益哩。”

    “当然，”博雅说，“大英帝国主义更可怕，因为他们把握了成功的秘诀。英国人从十六世纪就搞这一套了，日本人还是生手。再过一两百年，他们也许能统治殖民地，学会讨人喜欢。帝国主义光靠枪还不够，他们却只有枪。帝国主义是人道的艺术。”

    “我不相信，”冯旦说，“一切全是经济，全是供求的问题，原料和市场的问题。”

    “大学课本是这么说的，”博雅说，“就像开店一样，当然你必须会记账、卖货，知道盈亏、本金和利息的问题，但是最后分析起来，却要懂得让顾客喜欢你，下次再来买。帝国主义是一种微妙的人道艺术，治人的艺术，尤其是异族的人，你必须了解人性。日本人的帝国主义似乎是由军事课本中学来的。”

    冯旦心里也很明白，但他是大学毕业生，喜欢采取冷静、客观、纯学术的立场，这是现代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一种不近情理的虚荣心。“日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笨，”他说，“毕竟他们也想培养中国人的友谊，设立了东亚文化协会，想团结黄种人把白人赶出去。他们现在不成功，但是由长远的立场来说，他们会成功的。”

    “不错，他们会成功。”博雅习惯接受一个论点，再慢慢加以破坏。“如果他们不在城外用刺刀杀女人和小孩，他们也许会成为东方文明的斗士。他们真蠢，你看到前几天报上登的东亚文化协会的照片了吧，那几个汉奸也在里面，简直像幽灵似的，好安静，好沉闷，好不知羞耻。穿军服的日本人显得很机警，很进步。土井源一副精明、热心的样子，董康则温温顺顺，又高又冷淡。但是你难免有一个印象，总觉得日本人才是这场戏的受骗者，不是中国人。中国喜剧家知道这是闹剧，日本喜剧家却不知道，结果就造成了更深一层的喜感。他们不能对中国人用那种宣传法，这一套就像他们由空中投下来宣称日本人爱中国人的传单，那是日本军人的杰作，他们的脑袋简直像婴孩似的，就连中国黄包车夫的脑袋也没有那么幼稚。所以……”

    冯旦觉得很屈辱。他想再说几句，又怕人家误会他“亲日”，就闷声不响了。博雅看看梅玲，她吃完瓜子，正在古砚上涂字，她的翠玉手镯在桌子上吭吭响。

    “你在做什么？”罗娜问道。

    “我在练习书法。”

    “别那么迷人嘛。”罗娜叫道。

    “魅力是英国人拥有而日本人缺乏的东西……你看，我每一句话都听到了。”她歪歪头，显然想写出有力的一笔勾字，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你显得好舒服、好自信。”博雅说。

    “就像英国人。”梅玲说。她放下毛笔，开始把小抽屉一一打开来，顽皮地检查里面的东西。

    “该死！该死！”她用英语说。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我在学英国人。”

    “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博雅问她。

    “我知道，这是诅咒的字眼。”

    “可不是一句好话，我提醒你。”

    “不过我在上海和天津就只听到这句话。听起来好高超，好高贵。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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