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大陆的消息。一次在青稞地里播种的时候他跟一个干部顶撞起来，当时的队干部是个刚从福建转业的残废军人，在田头组织了批斗会。他把会场交给加工队掌握，自己骑马去检查各块田地的工作。谁都知道，他这样做是放手让加工队体罚，事后他再跟加工队来一场“周瑜打黄盖”。加工队找来一根绳子，一面把汉口人往电线杆子上吊，一面问他看见台湾和美蒋没有。汉口人很蠢，对加工队的“刑罚杂技”挺配合，一口一个“看不见！”绳子便一直拉，左之辉给拉到电线的高度，绳子松了，加工队员们说，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台你再上去望蒋盼美吧。左之辉摔落在草地上，骨头并没有如加工队所期那样被摔断。当晚他被送进黑号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饭的执勤犯人发现他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黑号子关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那是1959年，来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机关干部。老犯人一般见了新犯人就像蚊子闻到血一样，一窝一团地扑上去。所有的新犯人都急于想听到当地气候和该监狱生活条件的介绍，马上跟老犯人开始了紧密接触。等到老犯人离开，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丢失了。他们向管教干部反映情况，干部们让新犯人到老犯人里面去辨认，被辨认出来的就关禁闭。所有犯人很快发现，当了贼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砖窑干重活儿，每一天都成了礼拜天，躺在帐篷里补觉。于是产生了一大批窃贼。人人都明火执仗地偷别人东西，而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状，以免让那人先占有了禁闭的名额，只是设法再去偷别人的。丢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号搪瓷缸，因为大号搪瓷缸可以烧煮吃的，利用价值比较高，所以一个大瓷缸可以换到一块旱獭皮，而一块旱獭皮能剪出一对防寒鞋垫，这样的防寒鞋垫可以换三管牙膏。盗窃风暴席卷各个号子，为了被惩罚去坐禁闭。干部们只得调整对策，把偷得最厉害的窃贼关进黑号子。被关进去的时候干部数了数有九个贼，一个礼拜放出来之后，干部就没有再数人数。此后好几天的早点名，干部们也没有在意少了一个人，以为其他干部作了主把那个人继续关黑号子。到再次把某人关进黑号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留下了那群贼当中的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死了的是个贼王，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偷窃其他贼的馒头，而那八个贼也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揍他。大家都认为黑暗里出拳头出脚反正没人看见，于是就把贼王给揍死了。

    1964年夏天，老几被河北干事塞进了黑号子。虽然在梁葫芦临刑之前，老几下过黑号子，但此刻对于它的黑还是大大震惊。它可真黑。那黑触在你脸上，手上，是柔软的，冷冰冰的。一顿饭和下一顿饭的间隔，就是你唯一的时间计算坐标。第一天的第三顿饭吃过，老几就要进入一段更长的黑暗，这就是夜晚。老几觉得自己身体和形状被灌注在黑暗里，就像一个琥珀，一旦被取出，人们会看见一个丑陋的老人琥珀。再过一阵，他又觉得黑暗灌进了自己，灌进血管和肌肉，灌进了五脏六腑。

    第三天过去，老几习惯了一些。他对自己的伸缩性非常自信，觉得如果要在黑号子里长住，就不该无所事事，而应该接着写作他的散文或随笔了。

    老几在黑号子里吃了九顿饭之后就开始盲写他的随笔了。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样，他盲写的遣词造句以及段落同样在脑子里铺设得清清楚楚。所有润色修饰都是在脑子里进行，一稿和另一稿绝不会弄混。

    十多年来他给婉喻写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脑子里存了档；每一封信都有两个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信箱后面那些眼睛看过的，是公开版本，而对称每一个公开版本，都有一个私房版本。在黑号子里他写的就是跟每一个公开版本对称的私房版本。比如说1954年秋天，他糊里糊涂被投进提篮桥监狱，不久给婉喻写了封信，公开版本上他请婉喻送几件必需品到监狱：三条短内裤，一条长内裤，一盒万金油，因为常常被蚊子咬。还写到重阳节忘了去看看恩娘的坟，让孩子们替他去补上一次坟。最后他说，小女儿丹珏问他考大学该主修什么。那时他建议她主修文学。但他改变主意了，建议丹珏学生物。对称这封公开版本，他在黑号子里盲写给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较抒情，说被捕后的几天他常常想到最后跟婉喻的告别：婉喻怎样跟着他从楼上书房出来，又怎样跟着他一步步下楼梯，最后又怎样被警察挡在楼梯口。他回头的时候，看见她手里拿着他的那双进口羊皮拖鞋，还以为舒服惯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离不得这双舒适的拖鞋。婉喻那样拿着他的旧拖鞋站在楼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会归家。

    老几不紧不慢地踱步，从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维奔放让他享受。他现在的境况是笛卡尔求之不得的。把思考当成最大的事来干的笛卡尔为摆脱串门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国法兰西，搬到荷兰。他以为在陌生人的国家他会被遗忘，从而把专职的思考进行到底。但新的熟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荷兰积累起来，因此他不得不持续搬家，以躲避熟人。所以到他离开荷兰的时候，笛卡尔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对比笛卡尔的无奈和不自由，老几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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