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签订的“分税定额”却不变，每年交给度支司的还是那么些钱，节约下来的全都入了定武、义宁、奉义等军的私库，高岳和韦皋又利用这些钱大肆开织造、酿酒、种棉等，钱滚钱是越来越多，可半文钱也没到国库当中啊！窦参强烈建议，高岳必须要把经界法后的砧基簿抄录份交到户部来，另外高岳也必须配合朝廷，重新调整兴元、凤翔的两税“三品”（上供、留使和留州）比例，争取把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上供到京师来，而不是自己留占私用。

    皇帝很犹豫，就对窦参说，高岳的这些收入，多是税商所得，朝廷不好跑去索要。

    毕竟这个时代，朝廷的收税基准主要还局限在土地、人丁，最多还加上盐、酒、茶等间接消费税，对商业活动的正税能力不足。

    窦参针锋相对，说高岳砧基簿里也有对商、廓坊各户“人丁、资产”的详细统计，朝廷户部只要拿到他的砧基簿，便万事大吉。

    “卿所言甚善，然则......”良久，皇帝开口说了这么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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