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特胜。元代赵孟頫的行书，从李邕上溯王羲之，略带媚姿，晚年比较苍劲。

    总的情况来看是恢复晋唐遗法，一变苏黄传统，宋与元两代的书体分道扬镳，在赵的行书中看得最为清楚。

    赵的行书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都大，但大都软弱无力，唯鲜于枢的行书才比较雄峻一些。

    明代书家，大都长于行书，对正楷和草书写得较少，有时还往往在楷书、草书中杂有行书。

    李东阳、祝允明、董其昌等都是如此。他们都走的是由赵孟頫上追晋唐的路子。

    米万钟与董其昌齐名，有

    “南董北米”之誉。但术走的是米芾的路子，行笔瘦劲较胜于董，在功力纯熟上，则不如董的圆活流利。

    祝允明学的方面多，面目也多，但得力的地方是在黄米之间，自己的面目反而却很少，有人说他

    “笔意纵横，才情奔放；劲健之偏，流于俗野。”文征明学的方面也不少，但主要是得力于黄赵。

    他工力既纯，又能把所学的融合起来化为自己的面目，故成就较大，胜于祝而成为一代大家。

    他的学生多，流传的墨迹也多。故当时曾有

    “吴中皆文氏一笔书”之称。周天球最能继文书，文也曾说：“他日得吴笔者周生也。”实际上周到晚年已自辟蹊径，略变其体了。

    此外，明初书家还有三宋：宋克名最著，宋遂次之，宋广较微。永乐时沈度、沈粲兄弟俱善行书，度以婉丽胜，粲以遒逸胜。

    王世贞说：“粲行笔圆熟，章法尤精，足称米南宫（芾）入室。”后因递相模仿，降为馆阁体。

    解缙稍能去俗，吴宽称他的书法为永乐时之首。吴宽本人书法东坡，用笔滋润，时有奇趣。

    沈周法山谷，字如其画，潇洒有致。王宠的书法，以抽取巧，颇有逸致。

    邢侗书法钟、王，深得羲之《十七帖》笔意。徐渭书法，笔情奔放，出人意表。

    袁宏道称他为

    “八法之散圣”。陈献章束茅代笔，随意点画，也自成一家。明清之际的书法家以行草见长的，还有傅山、王铎、朱耷等。

    傅学魏的书风，大小正、行、草俱佳。所书屏、联、册页，运笔柔中寓刚，圆转自如，意态天真，生气郁勃，为人所称。

    王铎的书法，宗法二王，兼采米意，笔力遒劲，以纵横取势，在当时风行赵、董之际，可谓别具一格。

    他的《拟山园帖》，各体具备，运笔虽说有些缺乏蕴藉，而能力矫靡弱的习气，其功实不可没。

    朱耷的书法，散见于他的画幅。他学晋唐而有别趣。结体简朴，线长单纯，虽说变化较少，而意境犹如其画，却异常清新可嘉。

    清代的书法，尤其是行书，由于赵董影响颇深，大都重视帖学，形成了

    “台阁体”，人们称为帖学时期。楷书如此，行书也不例外。最有名的书家，如刘墉，他初从赵、董入手，后学魏晋，行书草书笔力雄厚，中年以后自成一家，以拙中含姿，淡中入妙著称。

    王文治精于帕学，行书学《兰亭》、《圣教》，以笔法秀逸著称。梁同书学颜、柳、米，能自成一家，又以精研帖学，与刘墉、王文治并称为

    “刘梁王”。张照初学董，继入颜、米，气魄雄厚，笔法清利，行书胜于楷书。

    翁方纲，初学颜，继学欧柳，临摹三唐，面目仅存。包世臣说他

    “只是工匠之精者……不止无一笔是自己而已。”学书虽深却缺乏创造性，这种品评很为切当。

    乾隆以后，由于古代碑志出土日多，金石学大兴，书法也随着改变方向，到了嘉道年间，特称为碑学时期。

    乾隆时被人称为

    “扬州八怪”的画家郑燮、李筩等，不仅是画家，也是书法家。他们反对馆阁体，写字多参用篆隶结构，表现一种狂怪的姿态。

    虽然狂怪是缺点，但在学习碑志，革新书风方面，却起了推动作用。在八怪中，郊燮的成就最突出。

    他的行书除了有篆隶，还杂有楷书及草书，虽说驳杂不纯，而能使之统一，面目一新，为人所重视。

    清初及中叶以后，画家兼书法家的还有陈洪绶、查士标、王时敏、挥寿平、伊秉授、陈鸿寿等。

    他们的行书，大都笔法清秀，遒逸有致，善于配合画法，增添作品的光彩，也为人所喜爱。

    在清代末年，何绍基的书法以颜为基础，而又兼临诸碑，能够吸取众长，自成一体，在当时及后代有一定的影响。

    其他书家如邓石如精于篆隶，也擅长行草书，他写的

    “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一类联语及屏条等，气魄雄伟，富于新意，为人所喜爱。

    康有为的行书虽说不如他在《艺舟双楫》所唱的调高，但也有一些长处，表现了他的特色。

    草书的

    “草”字，有草创、草稿的意思。有联绵形式的叫连绵草。奔放自在的叫破体或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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