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立刻向上级汇报，该份情报立刻上报到最高长官那里。长官批示，配合行动，向王亚樵提供最容易获得他信任的人选，并包括武器、地图、日本大人物的三个月内行程计划等。人，选择的是同在黑道的霹雳堂雷家人马，他们与苗疆蛊术家族有很深的渊源，上溯四代，还有过家族通婚的亲缘关系。他们以‘暗杀日寇为亲人报仇’的理由先联络王亚樵，装作与玉罗刹偶然邂逅，很快取得了两人的信任。间谍网派驻东京的‘地灵’小组迅速窃取了日本主战派的几位大人物资料，秘密送达上海。同时，间谍网提供了一百枚最新美式定时炸弹，用于制造混乱，分散敌人的防御力量。因为有政府最高长官的支持，准备工作进行得无比顺利，六周内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顾惜春停下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两颊微微有些潮红。

    在叙述过程中，他的思想的确已经沉浸在那个战火纷飞、枭雄四起的动乱年代。彼时，只要是胸怀壮志的年轻人，都会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救中国、救民族的洪流中去，或以身殉国名垂千古，或大难不死身登庙堂。那个时代，给了年轻人太多一战成名的机会，而不像现在的和平年代，每个人都活得平凡而安静，像大海边的一粒沙子。

    叶天通读过各国史学家们编著的二战史，深知抗日战争初期和中期，国民党政府很好地担负起了“正面抗日”的重担。所以，政府“资助”王亚樵的情节，是真实而可信的。

    “那么，后来出现了什么变故，才导致了政府与王亚樵间的火拼呢？”顾惜春解开了衣领上的两粒扣子，有些得意又有些惆怅地自问自答：“历史上有太多不可思议之处，远的不说，单说‘后羿射日’计划，只要王亚樵不节外生枝，很可能就要一次性地将日本政界、军界的十二位大员一起消灭，使之成为无头之蛇、无源之水，内部大乱，溃不成军。如此一来，等不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就会撤出中国了。历史上后裔射的‘日’是太阳，我们射的却是‘日本国鼎盛命运’，由该计划命名为‘射日’，可见王亚樵是个文武双全、聪明无比的人。可聪明人总是会走捷径、出怪招，最后往往演变成‘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大遗憾、中国国民的大遗憾。”

    叶天不想猜，只静静听结果。以王亚樵的能力、智谋、黑道号召力，如果能持之以恒地展开刺杀日酋的行动，取得的成绩必定不仅仅是历史记载的那寥寥数笔。他的死，是中国抗日阵营的重大损失。

    顾惜春脱下外套，随手丢在后面的尸袋上，继续往下讲：“问题的关键，是王亚樵当时竟然异想天开，要把玉罗刹的‘咒杀’抢先一步用到政府身上去——”

    司空摘星惊讶地“啧”了一声，吐了吐舌头。

    叶天点点头，以王亚樵的人生野心、自身履历来看，做出那种事，是必然而非偶然。

    “读过《王亚樵传》的人，一定会注意到‘1936年春夏之交王亚樵困居梧州’一节，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有了天翻地覆的转折，由‘联合国民党抗日’转变为‘联合共产党抗日’。此一变，就将他送上了不归路、断头台。”顾惜春不无遗憾地扼腕叹息着说。

    司空摘星恍然大悟，“哦”了一声，随即愤愤不平地说：“原来，黑道老大最后还是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牺牲。那时候中国东三省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全国上下最重要的任务是‘抗日’，国民党政府何必先拿着同胞之头祭刀？大敌当前，同仇敌忾才是王道，谁破坏了抗日大计，谁就是国家公敌、历史罪人……”

    他的愤慨，只换来叶天的淡淡一笑。“翻史书骂皇帝”的事谁都会做，但却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只适合做街头巷尾、茶坊酒肆里的饭后谈资。

    历史记载，1936年春末，王亚樵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逃亡于广西梧州，居住梧州市西江岸一幢房子，改名匡盈舒，跟随人员分住于梧州市。李济深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王亚樵曾去南宁三次，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李、白拒绝。王亚樵梧州寄迹，处于绝境，国土之大无立锥之地，拟出奔延安，特密派余亚农、张献廷前往延安与中共接头。亚樵在困居梧州时作词一首，内有“闽海羊城兴义师”、“北顾延河非孤云”等句。

    从种种细节看，王亚樵的“投共”已成定局。政府若不立即采取行动，恐怕被炸得人仰马翻的不是日寇战舰，而成了自己的办公大楼。非常时期实施非常手段，也是形势使然，不得不行，难说孰是孰非。

    叶天轻轻咳嗽了一声，既不接司空摘星的“愤青”牢骚，也不接顾惜春的低眉慨叹，而是双手互握，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另外一种观点：“顾先生，关于玉罗刹的‘咒杀’，昔日的‘黑室’还搜索到什么秘密资料？”

    顾惜春随口回答：“还有很多，卷宗摞起来有两尺厚，都是玉罗刹隐居浙江奉化、宁波等地采集材料闭关炼蛊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证实，如果没有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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