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这个人——尽管我说的是他，可能是个男人或是女人——他有着恶魔般的疯狂狡猾。到目前为止，他成功地掩盖自己的蛛丝马迹。警方只是掌握了一些模糊的迹象，可他们还是无法据此采取行动。”

    “而且，一定还存在一些清楚而明确的迹象。比方说有一点特别之处，那个凶手，他可不是在半夜抵达贝克斯希尔，便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海滩上发现一个以B为姓氏开头的年轻姑娘——”

    “我们必须要探究那一点吗？”

    是唐纳德·弗雷泽在讲话，那些话从他口中挤出来，透着些内心的苦楚。

    “我有必要对每件事都深究一番，先生。”波洛说，转身向着他。“你来此地，并不是要用拒绝对细节进行思考而挽留你的感情，而是有必要探究此事，来对这些细节重新审理。如我所说，ABC并不是因机遇而得知像贝蒂·巴纳德这样的受害人。他肯定经过刻意的挑选，因而会进行预谋。也就是说，他事先肯定对这个地方进行过侦察。他已获得了一些事实，如在安多弗作案的最佳时间，贝克斯希尔的miseen scene（法文，意为：场景。——译注），彻斯顿的卡迈克尔·克拉克爵士的习惯。就我来说，我是不会相信会没有迹象——没有最细微的线索——有助于我们识别他的。”

    “我假设有某个人——或者，也可能是你们当中的所有人，知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了解的什么事情。”

    “由于你们将事物互相联系，迟早会有些情况显露出来，展现出料想不到的特殊意义。这就好比拼图游戏，你们中每个人可能会有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小块，可这些小拼块重组起来，会将整个画面的特点部分显现出来。”

    “话语！”梅根·巴纳德说。

    “嗯？”波洛疑问地望着她。

    “你刚才说的话，只是些言语之辞，它并不意味着什么。”

    她讲话的方式十分强烈，我认为这与她的个性有关。

    “语言，小姐，只是思想的外衣。”

    “哦，我倒认为这有道理。”玛丽·德劳尔说，“小姐，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当你在谈论事物的时候，你看来像是把自己的路子弄清楚了，这是常有的情形。有时，你做出判断，可并不了解发生了些什么事。谈话总是能以某种方式引导出许多情况。”

    “人说‘多言反坏事’，我们这里想要的恰恰相反。”富兰克林·克拉克说。

    “你如何认为，弗雷泽先生？”

    “我倒挺怀疑你所言之词的实用性，波洛先生。”

    “你怎么想，托拉？”克拉克问。

    “我认为反复谈话的原则总会是对的。”

    “试想，”波洛建议道，“你们都重述一下案发前自己的回忆。克拉克先生，你先开始吧。”

    “让我想想，卡迈克尔遇害那天早晨我去航海。捕了八条鲇鱼，海湾风景非常怡人，我在家吃午餐，吃的是爱尔兰炖品。在吊床上睡觉，然后喝茶，写了几封信，错过了邮递时间，便开车去佩恩顿寄掉信件。然后是吃晚餐，我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我又重新读了一本E·耐斯比特的书，在孩提时代我就喜欢。然后电话响了——”

    “还有其它情况吗，克拉克先生，现在回想一下，你那天早晨去海边的路上碰到什么人没有？”

    “有许多人。”

    “你能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什么吗？”

    “什么也不记得了。”

    “你确信吗？”

    “嗯，我想想，有个相当胖的女人——她穿着条纹的丝绸外衣，我还纳闷，为何她还带着两个小孩，两个年轻人带着只狐狗在海滩上扔石头。哦，是的，那个长着黄头发的姑娘在沐浴时尖叫。真好笑，这些事情是如何冒出来的？像是在冲印胶卷。”

    “你开了个好头。那天晚些时候——在花园的情形，去邮局的情况？”

    “园艺工在浇水……去邮局吗？我几乎撞上一个骑车人，那个笨女人迟疑不决，对着一个朋友大叫。我想那就是全部了。”

    波洛转向托拉·格雷。

    “格雷小姐？”

    托拉·格雷用她那清晰、生动的声音回答。

    “我早上为卡迈克尔爵士处理邮件——见到过管家。下午我想是在……写信和做针线活。回忆起来挺困难的。那是很普通的一天，我很早就上床歇息了。”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波洛没有再问。他说：

    “巴纳德小姐，你可以回想起最后一次见你妹妹的情形吗？”

    “那大概是在她死前两周。我回去过周六、周日。天气很好。我们去哈斯丁游泳。”

    “你大部分时间内都在谈些什么？”

    “我与她畅谈了一番。”梅根说。

    “还有什么别的吗？她说了些什么吗？”

    “她说带的帽子和几件夏装绷得挺紧的。谈了会儿关于唐的事……她还说并不喜欢米莉·希格利，就是那个餐厅里的姑娘。我们又嘲笑了一番那位开餐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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