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过了一天，就有一个黄包车夫认出了这位乘客。顺着这条线索，特务们一路查下去，结果却发现绕了一个大圈。“白发老者”下车的地点其实离“Y”字路口并不远。那是一片临近黄浦江畔的居民区，街道曲折复杂。居民大多数是世代生活于此的本埠人。黄包车夫坚定地指认了其中的一条弄堂。“白发老者”下车后，步行进入了其中。

    还是那一套：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第一次来到上海，迷了路……

    连这样的细节都是寺尾亲自制定的。首先，调查者的真实身份是绝对不能暴露的。寺尾明白，在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仇恨着他们。一旦得知真相，恐怕很难会有什么线索。第二，他发现中国人的心都很软。一个令人同情的理由往往会比丰厚的赏金更有效。果然，没费多少劲，他们竟然从几个妇女的口中找到了“白发老者”的落脚点——一座带阁楼的，独门独院的宅子。然而，小院的大门却被一把大锁牢牢地锁着。

    一方面，他增派人手将那里控制起来。另一方面他命令立刻调查那房子的来龙去脉。很快就有了结果：房子的主人是当地一个很吃得开的混混。那家伙颇有几套房产，全是放高利贷弄到手的。当天夜里，他就被秘密“请”到了情报处的审讯室。一个混混哪里见过如此场面，当时就尿了裤子。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情很简单，刺杀案发生的前两天，“白发老者”租下这所房子。租期一个月，租金当场交清。

    寺尾端详着地图。很显然，刺杀组本来的居住地离这里比较远。选择这样的临时落脚点可以事先分批将武器藏到此处。刺杀完成之后，又可以把武器临时贮藏于此，待风声过后，再悄悄取走。两个黄包车夫都曾说过“白发老者”随身携带着一个不大的皮箱。看来，很有可能，就在“白发老者”换车的某个地点，刺杀组碰了一次头。皮箱虽然不大，但装几只驳壳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寺尾相信，皮箱和里面的枪支一定还在那房子里，而且他还相信，那些人一定还会回来取枪的。

    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寺尾的兴趣。第二个黄包车夫说，“白发老者”在付车钱的时候，几乎掏遍了全身却还是差了车夫几个铜板。接着他联想起第一个车夫说过，为了催促车夫快些，“白发老者”许诺多付车费，而后来却出尔反尔，一个铜板也没有多付。

    经费，他们的经费紧张之极。

    转眼间，三天的时间过去了。房子门上的大锁仍然没有被人打开。一切都是那么的风平浪静。寺尾不急，他有的是耐心。

    这时他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的其中之一叮铃铃地响了起来。那是一部通往益民医院的专线电话。驻守在那里的一个特务小队就是由他直接控制的。

    “什么？有人闹事。你们难道都是木偶吗？！……一个士官……岂有此理！拦住他，佐藤队长很快就会过去。”

    他放下电话，摁下桌上的一个按钮。佐藤推门而入。

    “有一个士官在益民医院里惹事，要求住四层的病房。你去一趟，看看是哪个部队的。”

    一个小时之后，佐藤回来了。他报告说当他赶到时，那个士官已经走了。

    寺尾听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包括守在益民医院四层的特务们也把发生在下午的“士官闹事”当成了一场虚惊。

    下午四点钟左右，医院里出现了一个沉默的士官。这是一个日军中少见的大个子，身穿着一套肮脏的军服。一条绷带斜斜地缠过他的脑袋，把他的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包括大半个脸包了个严严实实。从绷带的灰蒙蒙颜色以及上面已经变成褐色的斑斑血迹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换过药了。尽管如此，可是他的着装却非常整齐。衣领扣得死死的，腰带扎得紧紧的；连绑腿都打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浓重的硝烟的味道。当他默不作声地巡视着每一间病房的时候。所有的日本兵都把他看成了一位刚刚从前线撤下来的老兵。只要能站起来的，都纷纷向他敬礼。可这位士官，既不还礼也不说话，只是看看就快步走向下一间病房。

    最后，他找到了值班医生，用生硬的中国话要求得到一间单人病房。值班医生说第一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单人病房，第二，日军士兵住院必须由该部队的医务官出面……

    士官没有听完他对手续的解释就一把抓住他拖出了办公室。医生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就被他拖上三层。士官指了指站在四层的特务，愤怒地瞪着医生。医生说这一层是你们军方征用的，跟医院没有关系的呀……士官毫不理会，拖着医生上了楼。两个特务犹豫了一下还是挡住了他们。

    “八嘎！”士官被激怒了。他放开医生，当胸一拳将一个特务打了一个趔趄。

    大部分人都被惊动了，不大的楼梯口挤满了日本伤兵。这时从三层紧邻楼梯的房间里出来了几个特务。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家伙快步跨上四层对着士官用日语说：“请原谅，的确是军方征用了四层。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日本军人也不能上去。这是上峰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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