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外海。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

    在所有的这些人当中，只有当时尚属人微言轻的林义哲上奏说：“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吞并琉球，且有窥犯台湾之意。”最后，林义哲得出结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广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

    但遗憾的是，林义哲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大清朝高层和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清廷高层的看法已如上述，将日本的威胁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础之上；至于知识分子层面，更是充满了这样的夸夸其谈：

    “……往者，日本国王改姓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国。岛国各主为列诸侯。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权。岛主怀疑失柄，遗民念旧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复高丽怨，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举国不便，人人思乱。”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应该是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人。但即便如此，仍然将日本天皇与幕府将军混同，将日本的明治维新视作单纯的中国式的改朝换代，进而全盘否定了日本的西化改革。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海防论”。大方向自然正确，其内涵却未免有许多荒诞之处。

    “六爷。”文祥轻轻把玩着手中的酒杯。反问道，“听闻那林鲲宇在海外时，曾经上了一折，建议朝廷于科考中专设一科，以作育洋务干才，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恭亲王点头道，“林鲲宇在折中言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只可惜……”

    “只可惜朝廷不允，是么？”文祥接口道。

    “惜乎万金之策，朝廷却不能用！”恭亲王颌首道，“但此事于倭人之患何干？”

    “六爷可知，此时日本国内有多少西洋小学塾么？”文祥放下酒杯，向着恭亲王伸出一根手指道，“近万所！”

    “近万所！？”恭亲王不由得惊呼出声，“如此一来，岂不是日本国内之蒙童，已经皆习西学？”

    “正是如此！”文祥用力点头道。

    文祥现在已经明白，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基本国策其实首先是“教育立国”以求知识于世界，而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

    “同治十一年，就是去年，日本既已在其中枢设立所谓文部省来改革全国之教育，即废除各地专攻儒学之藩塾，设立教授西学之新式学堂……”文祥又向恭亲王伸出三根手指，“自幼童而至青年，共分小、中、高等及大学堂四等，其所教授之学术由浅入深，但皆为西洋之学。”

    “而今日本国内就已经有小学堂约万所，中学堂近百所，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合计十余所。六爷……”文祥抿着嘴向恭亲王点了点头，“我大清国内，如今可有一所西式小学堂否？”

    “我不说，六爷也明白，若要国家兴盛，首在人才！国事尚可不论，单以新式水师论，我船政水师学堂一年招生不过数十人，且入学后还尚需一年光阴来修习算术、绘图等课，可这却只是日本国内幼童在小学校时便已精熟的基础课程！”文祥的眉头已经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仅以这人才作育一项而论，六爷，我大清和日本孰优孰劣，还需多言么？”

    “倭人之所谓维新，也不过仅仅数年而已！”恭亲王似乎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惊中走出来，“我大清的洋务，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统计全局折》起，迄今已有十余年光阴，如何竟会被日本一个蕞尔小国超越于前，几近望尘莫及？”

    文祥静静的看着满面落寞之色的恭亲王，却丝毫找不到开解他的理由。

    开解于他，便等于是自欺欺人！

    而文祥之所以得知这一切，便是在他看了林义哲的折子之后，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林义哲发函问询，林义哲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东瀛纪略》的小册子回复，他从这本册子当中得来！

    “六爷可知，倭寇之自强，看似始于同治年间，但若要究其根本，却可上溯至乾隆年间了。”文祥道。

    “乾隆年间？”恭亲王惊讶的抬起了头。“会有那么早？”

    “确是如此。”文祥先是打了个酒嗝，而后才用力点了点头——至现在为止，日本人的明治维新的确只搞了几年，可是除了林义哲之外，并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知识界的学术和舆论准备乃至“西南四强藩”的“兰学”实践已经进行了200余年！

    从1603年开始，日本德川幕府便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从此日本对世界垂下了“锁国”帷幕长达二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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