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种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部尊严。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奥列格倒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

    “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

    “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

    “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

    “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

    “又何必怕痛呢？”

    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

    “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出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点也不向往巴黎！”

    “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管和监督？”

    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干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汤，受得了吗？”

    “这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

    “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

    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

    “现在也都在一起吗？”

    “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效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进了劳改营。”

    “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儿子。８岁。”

    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

    是啊，他们所进行的是事务性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１９４９年？”

    “是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

    “靠近泰会特火车站。”

    奥列格又点了点头：

    “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没有，不过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纵横交错的。”

    “是杜扎尔斯基，您遇见过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碰到过吗？……”

    她仍然抱着希望！说不定碰到过……现在马上就可以谈起他的情况……

    “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

    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５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

    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

    “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

    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

    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

    她点了点头。

    “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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