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也许什么都能顶住，事情岂不就不会愈演愈烈？而奥尔忠尼启则怎么样？要知道，当年他可不愧为一只雄鹰啊！无论是施吕瑟尔堡要塞，还是苦役，都未能使他屈服，可究竟是什么把他阻挡住了，使他一次也没有说出反斯大林的话？他们宁愿神秘地死去或自杀——这难道是勇敢吗？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我哪能给您解释呢，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我可不行……

    这该由您给我解释才对。”

    舒卢宾叹了口气，试着改变一下坐在长凳上的姿势。可是他这样坐也疼，那样坐也疼。

    “使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就说您吧，您是革命后出生的，可是竟被关进了监狱。那您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了吗？还是没有！”

    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舒卢宾腾出按在长凳上的那只已经疲软无力的手，将它搭在奥列格的肩头上。

    “年轻人！千万别犯这样的错误！千万别从自己的遭遇和这些残酷的岁月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要不得。这就是说，不管您怎么想，反正资本主义已被历史永远抛弃了。”

    “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常常这样议论：私人企业有很多好处。生活比较轻松，您说是不是？任何时候什么都有。任何时候都知道要什么可以到哪儿去找。”

    “喂，您可要知道，那是庸人之见！私人企业非常灵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显示好处。如果不把私人企业像用铁错那样夹紧，它就会产生出野兽一般的人，产生出交易所的人物，他们的欲望和贪婪是无止境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注定灭亡之前，在道德上早已注定灭亡了！”

    “不过，您知道，”奥列格晃了晃额头，“欲望和贪婪都无止境的人，老实说，在我们社会里我也见到过。而且，根本不是在有营业执照的手艺人中间。”

    “对！”舒卢宾放在奥列格肩上的那只手愈压愈沉重。“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弯子转得很快，我们以为只要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也就一下子会改变。岂知完全是鬼迷心窍！人一点儿也没有变。人是一种生物类型！要经过千年万年人才会变！”

    “这么说，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呢？”

    “是啊，到底是怎样的呢？岂不是个谜？有人说，是‘民主的’，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的实质，而仅仅看到它的形式、政体类型。这仅仅是一个宣称以后不再砍头颅的声明而已，至于社会主义将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却只字不提。并不是商品充足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人如果变成野牛，那就会把这些商品统统踩烂。社会主义也不是整天喋喋不休，呼叨仇恨的制度，因为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筑在仇恨的基础上。凡是年复一年心中一直燃烧着仇恨烈火的人，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突然宣布：‘够了！从今天起仇恨与我无缘，往后我只会爱。’不可能，他必定还要仇恨下去，找更接近的人来仇恨。您可知道赫尔维格的这样一首诗：

    ir ’

    奥列格接下去念道：

    “‘Und wollen endllchhassen！’——这怎会不知道呢。我们在中学里就学过。”

    “对，对，你们在学校里学过！不过这实在太可怕！在学校里老师这样教你们，其实完全应当颠倒过来：

    ir ，Und wollen endlich lieben！去他妈的仇恨，我们终于要相爱了！——社会主义就该是这样的。”

    “这么说，是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奥列格猜道。

    “‘基督教式的’——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分了。以此自称的政党在曾经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的社会里打算靠什么人、同什么人一起去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我无法想像。上世纪末，当托尔斯泰一心要在社会上切实培植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他的希望却原来与当时的现实格格不久，他的说教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在我看来：针对俄罗斯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我们的省悟、忏悔和反叛，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而且，这是完全行得通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皱起了眉头：

    “不过，这种‘道德社会主义’该怎样理解，怎样设想？”

    “这并不难设想！’将卢宾又兴奋了起来，但并没有刚才那凶鸦磨坊主式的惊恐表情。这一回他处于比较明朗的兴奋状态，显然，他很想使科斯托格洛托夫信服。他像上课似地说得字句分明：“应当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源出于道德，而且，道德是惟一的源泉！一切考虑，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孩子的培养方向，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他们的业余时间如何安排等等，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呢？那也只能搞无损于道德的研究项目，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关于任何边界问题也是如此：不应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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