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官或保安员就会把我流放到再远300千米的沙漠里去，可是有了证明我就可以赖着不走，因为证明上会写着：需要经常观察、治疗。这就请您原谅了，长官！作为一个老犯人，岂能放弃医生出具的证明？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意味着，又得耍花招，弄虚作假，欺骗、拖延，一辈子都这样实在腻味！…小I 便提一下，由于耍花招太多，疲于应付，结果也干出了蠢事。我请你们给我寄来的鄂木斯克那位化验员的信，就给我自己招来了不少麻烦。我把信交出去了，结果他们拿去跟病历钉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件事上我被骗了：现在他们正放手对我进行激素疗法，而本来他们好像还有所怀疑。）等我拿到了一纸证明，就不吵不闹、和和气气地离开这里。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以后，为了使肿瘤不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湖的草报把它制住。用剧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种浩然正气，因为毒药不用佯装成无害的药物，它就那么直言不讳：“我是毒药！请您当。心！要么别用，要么您就冒险！”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

    要知道，我并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我的生活，时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时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现在我只想在两者都没有——既没有看守监视，也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多少过一阵子，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希望回到我们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们的乌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行。对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我还想跟您一起（当然，也带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热消退了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资竞赛。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连我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们也想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未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简直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只要用它去烫人一次，就会把人变成一辈子残废。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么司空见惯！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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