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中空的塑像也顷刻间轰隆隆地坍塌了，大家都在期待发生剧变，然而变化像爬行般缓慢，且又是微小变化。后来，奥列格找到了从前的那个女朋友——她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放地跟她通过几封信。他还打算跟很早以前在列宁格勒相识的一个女子通信，好几个月一直指望她会到这里来。（然而，谁会抛弃列宁格勒的住宅，到他这鬼地方来？）就在这时肿瘤出现了，它以持续难忍的疼痛排斥了其他的一切，连女人也不比一般的好』动人更有吸引人的地方了。

    奥列格体会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这一点即使根据文学作品，人人也会知道（不是你所喜欢的地方；不是你所愿意与其相处的人），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带有“第39条”污点的身份证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不停地奔波，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又到处碰壁，老是为每一个细节的失检而责备自己。可来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觉得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心血来潮要到这里，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担心会失去某处的好位置，不再为谋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这惟一的一条路可走，这样倒也使他精神振奋。

    现在，身体开始康复的奥列格，又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生活，他为有乌什一捷列克这样一小块福地而感到愉快，那里为他作了一定的安排，那里一切都清清楚楚，那里大家似乎也把他完全当做公民看待，很快他就会像回家一样回到那里去。那边已有一些亲缘的纽带在牵动着他，他也由衷想把那个地方称为“我们那儿”。

    在这之前，奥列格在乌什一捷列克呆的一年里有9个月是生病，所以很少仔细观察那里的景色和生活的细微之处，很少仔细地欣赏。对一个病人来说，草原似乎灰尘太多，阳光似乎过于灼人，宅旁的园地似乎被烤得过焦，和泥制作砖坯似乎太费力气。

    而现在，就像那些叫春的毛驴一样，当生命的号角又在他身上吹响的时候，奥列格一边在这个树多、人多、色彩多样、砖房座座的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漫步，一边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乌什一捷列克那个世界里平淡无奇的一草一木。那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更为可贵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世界，至死是自己的，水流是自己的世界，而这里却是临时的，暂住的。

    他回想起草原上的“茹桑”——苦味有如黄连，又是那么使人感到亲切！他也想起了多刺的“让塔克”。还想起刺儿更多的“金吉尔”，这种植物会爬满篱笆，五月里开紫花，芬芳袭人，有如丁香。还有那“芝杜”树——它的花香浓得令人头晕，一如欲念超过限度、香水喷得过多的女人。

    这又是多么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小块田地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那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时而炎热、时而狂风突起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做休息日，雨天则视若过节，而且，直到老死都住在这里似乎也俯首听命。他对像萨雷姆贝托夫、捷列根诺夫、毛乌凯耶夫、斯科科夫兄弟这样一些人似乎已经有了感情，尽管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语言；透过虚妄与虔诚相混的心态乃至感情的冲动，透过他们对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这是一个本质上纯朴的民族，永远都是坦诚相见，以美好的愿望报答美好的愿望。

    奥列格已经34岁了。所有的大专院校都不收35岁以上的学生。他已经永远得不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没有这种机会也就算了。还是在前不久他从一个砖坯工提升为土地测量员助手（他向卓娅说是测量员，那是撒了个谎，其实只是助手，工资为350卢布）。他的上司，区土地测量员，对于测杆上的刻度还不甚明了，因此奥列格的工作按说是够多的了，但他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因为集体农庄都有永久（又是永久）使用分给它们的那些土地的证书只是偶尔才需要他去把集体农庄的土地割出一部分作为扩大村镇建设使用。他还远不如一个米拉勒！这农田灌溉的主宰米拉勃，眼睛不看也能感觉出背后土地的水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列格大概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好些。但即使在目前，他回想起乌什一捷列克来心里也总是那么热乎乎的，只等疗程结束就回到那边去，哪怕健康只恢复了一半也要去那里，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自己的流放地怀着满肚子怨气，憎恨它，诅咒它，岂不更合乎情理？其实不然，就连本该受到讽刺作家鞭挞的事情，在奥列格看来也不过是笑料而已。就拿新来的校长阿本·别尔杰诺夫来说，他从墙上把萨夫拉索夫的《白嘴鸭》这幅画撕下来扔到了柜子后面（因为他看到画上有教堂，认为那是宗教宣传品）。还有那位区卫生局长，一位精力充沛的俄罗斯女同志，她经常在讲台上向区里的知识分子做报告，私下里却以两倍的价钱向当他的女士们销售一种新花色的中国绔纱，直到这种料子在区百货商店也出现了为止。还有，救护车常常是烟尘滚滚地疾驰而过，但往往不是运载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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