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老是谈，但哪怕偶尔谈谈。这会有好处。否则，想想看，我们一辈子都对人强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但这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员他倒是成员，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肿瘤也是只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就拿您来说吧！”他很粗鲁地伸出指头指向鲁萨诺夫。“好，您说说，世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死！！您最不愿谈论的又是什么？还是关于死！这怎么解释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再听下去，他失去了同他们继续争论的兴趣。刚才他没有注意，一不小心让肿瘤牵动了脖子和头部，疼得他完全熄灭了开导这些糊涂蛋、澄清其妄言的兴致。说到底，他进这所医院纯属偶然，在病情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不应该同这些人待在一起。而主要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一点是，昨天打过针以后，肿瘤一点也没收缩或软化。想到这里，他心都凉了。啃骨者倒是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死亡，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康复。

    焦姆卡的客人，那个发音困难的大身量的男子，捂着疼痛的喉咙，几次想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打断这场不愉快的争论。他想提醒他们，此刻他们所有的人统统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但他那嘶哑的声音谁也听不见，而要说得响些他又无能为力，只好把两个指头按在喉头上，以减轻疼痛并帮助发声。舌头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说话能力的丧失，不知为什么尤其使人感到难受，而整个面部就成了反映这种难受之感的镜子。刚才他直摆两只大手，试图阻止争吵的双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床间的通道里。

    “同志们！同志们！”他声音嘶哑地说，别人也为他的喉咙感到难受。‘不要再提这种丧气的事情！我们岂不已经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够沮丧的了！喂，您这位同志！”他从通道里走过去，几乎像祈求似地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放在喉头上），面对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头发蓬乱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对着神明。“关于烨树菌的事，您讲得很有意思。请您继续往下讲，请！”

    “讲吧，奥列格，讲白烨蘑菇！你开头讲什么来看？”西市加托夫问道。

    就连皮肤呈古铜色的倪老头也艰难地转动着舌头，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的舌头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疗过程中脱落了，其余的部分此时依然肿胀。

    别的人也要求他讲。

    科斯托格洛托夫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多少年来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习惯于默不作声，手搭在背后，脑袋低着，这使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样成了他的天生特征，甚至经过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没完全改过来。即使是今天，在这个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散步时，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后，觉得这样更为自然轻松。多少年来，自由人都被禁止与他这样的人平等交谈，甚至不能把他们当作人来认真商量事情，而更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递来的信，可是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些虔诚的自由人，正等待他这个无拘无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赐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柱。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奥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习惯的那样把自己同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发表讲话，正像不习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参加群众集会一样。此刻却要他成为演说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难以想像，仿佛置身于可笑的梦中似的。然而，正像溜冰一样，起跑之后就很难停住，只能任其飞也似地滑下去，他正是如此，顺着自己未曾料到。但看来必然会痊愈的良好趋势，继续顺水推舟。

    “朋友们！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是一个前来复查的病人讲给我听的，当时我还正在等这里的床位。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回信地址写的是医院。瞧，今天竟然收到了回信！过了12天，回信就未了。医生马斯连尼科夫还为复信晚了而向我表示歉意，原来，因为他平均每天要写10封回信。而每一封要把事情写明白的信，少于半个小时是写不完的。这样，单为写信就得花去5个小时！而且这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相反，每天还得花4个卢布，用在买邮票上，”焦姆卡插了一句。

    “是啊。一天花掉4个卢布，一个月就是120卢布！这不是他的义务，也不是他的职责，这只不过是他情愿做的好事罢了。要么，这该怎么说呢？”科斯托格洛托夫转向鲁萨诺夫。“是人道精神，对吗？”

    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在读报纸上一篇预算报告的末尾，装做没有听见。

    “他没有任何部下，既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这一切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为此他也没得到什么荣誉！要知道，对我们病人来说，医生好比摆渡人：用着的时候才找他，过后也就被忘了。他把人家的病治好，人家反倒把他的信扔掉。他在信的末尾抱怨说，有些病人不再跟他通信了，殊不知通信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不把服用的剂量和效果写信告诉他。他还请求我，让我按时给他写回信！我们可真应该向他深深地鞠躬！”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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