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小就充满偏见，不可能正确地领会哲学家们所讲的道理.和希斯拉德交谈的人建议他去侍奉一个国王，他回答道：“假如我对某一国王作出有益的条陈，彻底清除他灵魂上的毒素，难道你料想不到我会不是马上被撵走就是受到奚落吗？”

    这样，希斯拉德便否认了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可能，但是他却没有指出与此相反的革命改造方案. 然而必须指出，他的议论中有一个地方仿佛顺便提到过“被压迫者的起义精神”是“高尚的”精神.莫尔不仅分析了社会制度的个别缺点，还探讨了消除这些缺点的局部措施. 通过对一些罪恶的分析，他自认为找到了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私有制的统治.第一部分最后谈论私有制的几页，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逻辑上都是全书的中心点，这几页总结了上述对英国社会制度的批评，并成为下面描写理想社会制度的根据.希斯拉德断言，在私有制度下，既谈不到正义，也谈不到社会太平. 在私有制度下，每个人都尽可能把一切攫为己有. 不管社会财富有多少，它总是落入少数人手里；其余的人的命运就只有贫穷. 前一种人一般都是凶狠奸诈的人；后一种人则是谦虚纯朴、每天为社会的福利而劳动、不是为自己私利而劳动的人. 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 莫尔认为，一切局限性的改革都是治标的办法，不能根治社会的疾病.乌托邦的制度正和欧洲各国的制度相反，它是没有私有制的制度. 这样的对比，就其本身来说，在社会政治作品中并不新奇；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古代思想家也都作过这种对比. 但是，莫尔在中抱定的任务是具体地说明：怎样在没有私有制的条件下，根据平等原则来组织社会生产.无论这个任务的提出，或是莫尔解决这个任务的方式，都是极需有独创性的，在这方面，他并无前人可资借鉴.乌托邦社会在经济上是一个统一体. 国家的最高机关——元老院对各个地区生产的一切产品都进行统计，在必要的时候还进行产品的再分配. 乌托邦的全部土地都是共有财产. 国家可以把劳动力从甲地调到乙地. 对外贸易也由国家经营.可是，生产的直接组织者不是整个国家，而是城市.莫尔所说的国家好象是城市联盟一样.乌托邦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 每个家庭从事一定的手工业生产. 家庭的生产工作受国家官员的监督；家庭所生产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 这样看来，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公共作坊. 还应该补充说明一点：这种家庭不一定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 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家庭的基本标志不是血统关系，而是经济上的结合. 一个儿童如果不愿意从事这个家庭所担任的那种手工业工作，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职业转到别的家庭中去. 这样一来，同一家的人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因为每一个家庭只能从事一种手工业工作. 一个家庭的规模超过经济上的需要时，国家可以把公民从这一家调到另一家去.不难理解，这种家庭手工业生产组织在乌托邦是怎样产生的. 这种生产组织的真实蓝本无疑是中世纪手工业. 在商业资本的影响下，到了莫尔的时代，这种手工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说，莫尔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这种手工业制度，不过去掉了它最后新增添的东西. 但是在莫尔这里，资本的破坏作用不是单纯地被消除了，而是被国家的有益领导所代替. 不言而喻，恢复后的手工业制度并不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一模一样，而是按照作者的总的意图理想化了的. 但是透过它的理想化的外形，毕竟还可以看出它的本来面貌.整个乌托邦社会几乎无例外地包括在家庭手工业体系内. 一个公民，只要他同家庭有联系，他便同手工业有关系.每个公民都学习一种手艺，手工业劳动几乎是他一生的基本职业. 在乌托邦，农业不是一种职业，这是莫尔的一个独特见解，也是乌托邦制度中最引人注意的特点之一.在乌托邦，农业是很受重视的，但是农业工作是按义务劳动制的原则组织的. 每个人必须从事两年的农业劳动. 只有特别爱好农村生活的人，有时可以申请把这两年的期限延长.由此可见，乌托邦是没有真正的乡村的. 乡村里只有农场，人们从城市来到这里做一个时期的工作，期满后又从这里回到城市，继续从事自己的基本工作. 全体公民的基本住宅区和各项工作的组织中心是城市，城市有它可以用来进行农业工作的固定地区. 这样说来，在近代的第一部社会主义作品中，就已经提出了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虽然方法是很原始的.手工业和农业所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整个社会的财产.公民们从公共仓库或公共市场领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在后来的各种乌托邦中，我们看到有形形色色的给公民分配产品的形式：有的采用算术平均的原则，有的采用按功付酬的原则，还有的采用按需分配的原则. 莫尔在乌托邦实行的是最后一种形式，这也是最彻底的一种形式. 每个家长需要多少产品，就从社会上领取多少产品，他绝不会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莫尔已经懂得，这种“按需”分配的前提是产品的丰富. 有了丰富的产品就“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所需”。他确信，在乌托邦一定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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