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海防体系已经破坏，朝廷根本没有能力阻止走私，在这种堵不如疏的情况下，开海就自然而然成为共识。

    换句话说，大明的开海，一方面是部分利益相关方的推动，更大的则是被时局所迫。

    所以隆庆开关选择了漳州月港这个扭捏的地方。

    而苏泽请求开港登莱，以及开港直沽，群臣也是捏着鼻子认了。

    开港之后，这些港口确实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这也让朝中对开港的态度逐渐软化。

    但是组织舰队下西洋就不一样了。

    海上风险大，而且下西洋是需要花钱的，群臣也看不到好处。

    这一点上，苏泽倒也不苛责群臣目光狭隘。

    中华文明一直都是个陆权国家，而且物资上高度自给自足。

    在这个背景下，海外殖拓的利润远不如对内挖掘。

    士大夫也都一种规劝君主节欲的政治主张，认为皇帝追求财富和名望，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后果。

    这也是刘大夏烧毁郑和海图，却获得士大夫尊重的原因。

    所以高拱也吃不准群臣对于苏泽这份奏疏的反应。

    但是很多守旧的士人，肯定会认为苏泽是阿谀皇帝的佞臣。

    高拱是一个务实的人。

    登莱开港，其中的好处显而易见，而这次苦兀朝贡，解决了登莱造船的木材问题，也让高拱看到了海外的利益。

    在高拱看来，开海是一件有利于大明的事情，那组织船队重下西洋，恢复西洋诸国的朝贡，似乎也是不坏的选择。

    所以高拱看完了苏泽的奏疏，还是写下了积极的票拟意见，算是支持苏泽所议。

    奏疏送到了张居正手里。

    苏泽自然不可能和张居正密议，这样做是触犯政治默契的。

    张居正仔细看完了苏泽的奏疏，看完后张居正也不得不承认，苏泽抓时机的能力真的很强。

    在苦兀加贡的时候提出“重下南洋”，苏泽在把握皇帝心思这一块上，已经不亚于他这个阁老了。

    但张居正思考的是另外的事情。

    作为执掌户部的阁臣，张居正第一个想到的是：钱从哪里来，第一批舰队的规模是什么样的？

    登莱直沽开埠，已经让张居正看到了海洋贸易的好处。

    无论是港口铸币利润，还是流入的大量白银，甚至登莱海输节约的运输成本，张居正已经成为坚定的海贸派。

    而苏泽提议重下西洋，联络失贡的藩属国，重建以大明主导的南洋秩序，张居正自然也是支持的。

    但是作为户部尚书，张居正也要算账。

    郑和下西洋耗资巨大，这也是后世诟病的原因。

    虽然现在国库充盈，但是明年可能要和草原开战，西南也有异动，花钱的地方也不少。

    如果和郑和下西洋一样，组织几十艘宝船，上万人规模的舰队，那国库肯定是承担不起的。

    根据户部档案，一次郑和下西洋的消耗，差不多就在二百万两银子左右，这几乎占到了朝廷岁入的十分之一。

    如果皇帝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舰队怎么办？

    钱从哪里来？

    其次就是有没有能力再组建这样的舰队？

    永乐初年，华北平原还是有大量森林的，成祖朱棣迁都兴建紫禁城，加上数次下西洋，将这些森林都砍伐殆尽了。

    就是有苦兀贡木，要组建这样庞大的舰队也绝非易事。

    除此之外，如今也缺乏经验丰富的水手。

    张居正将自己的顾虑写在票拟意见上，然后将奏疏交给了赵贞吉。

    赵贞吉看完了苏泽的奏疏，想到的是军事上的事情。

    佛郎机人（葡萄牙）和红夷人（西班牙）舰队进入南洋，南洋到底是个什么局势，大明心中也没有底。

    而这些西洋蛮夷的船只坚固，大明在屯门海战中已经见识过了。

    大明能在屯门海战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明动用了能在近海作战的火攻船，如果在海上遭遇这些西洋蛮夷的舰队怎么办？

    东南倭乱刚刚平息，如果再引发海疆的动乱，这个责任赵贞吉也承担不起。

    赵贞吉写下了自己的票拟意见，请求朝廷从长计议，先命令广东福建的海备衙门搜罗南洋的情报，摸清楚西洋蛮夷的实力，再派遣舰队南下。

    等三位阁老都票拟了意见后，这份奏疏又送入司礼监。

    司礼监三巨头又拿着奏疏来到了皇帝的御书房。

    隆庆皇帝听李芳读完了奏疏，也觉得心潮澎湃，恨不得立刻就效法成祖派遣舰队南下。

    但是他又看完了三位阁臣的票拟意见后，又犹豫了起来。

    隆庆皇帝也逐渐冷静下来，张居正和赵贞吉的担忧也是对的。

    但是看着苏泽的奏疏，皇帝又有些舍不得。

    隆庆皇帝又想起了成祖遗诏。

    “司礼监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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