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交织的结果。他们没有复杂的功利目的，更多是出于青少年阶段特有的、纯粹的心理需求，因此完全符合这一年龄段的行为逻辑，属于正常表现。

    但话又说回来，别看这些秀女实际上跟这些皇子年纪差不多大，但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将成为赵俣的妃嫔，也就是他们的“母亲”。

    如果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就彻底越过了伦理的边界——少年们懵懂的探索欲，撞上了皇权定义下的“辈分秩序”，瞬间从青春期的正常好奇，变成了对皇室伦理的无意识冒犯。

    那些与他们同龄的少女，一旦被纳入后宫，“皇子”与“庶母”的身份就被皇权牢牢定死，哪怕年龄差距微小，辈分的鸿沟也无法忽视。

    一众皇子或许不懂这层沉重的关系，只凭着本能观察异性，但从伦理框架里看，这种“偷看”的对象，早已被皇权赋予了不可逾越的身份属性，让原本纯粹的青春期行为，蒙上了一层皇权制度下伦理错位的尴尬与错误。

    所以，得知此事了之后，太学的一众官员，感觉事情有些棘手，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此事，他们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处理此事。

    有主张惩罚之人，声色俱厉：“此非小节！诸皇子乃天家储贰，当谨守纲常。太学钟楼非嬉游之所，选秀盛典岂容窥伺？今以千里镜私观秀女，纵其年少，然所窥者或为未来庶母、或为宗妇，此乃乱常之萌！若不稍加惩戒，恐他日愈发僭越，何以正皇室威仪、示天下礼法？当奏请陛下，罚其闭门思过三月，习《礼记》百遍，以明尊卑之序！”

    有主张宽大处理之人，说：“诸皇子年方总角，正是情窦初开、童心未泯之时。彼等不知选秀背后伦理纠葛，只念观人之趣，又贪违禁之险，纯然是少年顽劣，非有悖逆之心。昔年汉昭帝为太子时，亦曾与宫人戏逐，武帝未尝深责。今若小题大做，反伤皇子天性，且恐陛下念及父子情分，未必准奏。不若遣太傅私下训诫，令其知晓此事不妥即可，何必兴师动众？”

    还有和稀泥的人，缓缓道：“惩之过严，恐失皇子向学之心；宥之过宽，又恐废弛礼法。依某之见，可分两步：其一，令诸皇子之师入府，暗喻此事已为太学所知，晓以‘辈分有别、盛典当敬’之理，促其自省；其二，太学暂不具折上奏，待观皇子后续行止——若此后安分，则既往不咎；若仍有轻佻之举，再联名请陛下裁决。如此既全皇室体面，又不失礼法约束，方为妥帖。”

    皇家无小事，尤其牵扯皇子与礼法，太学官员争吵不休。

    主张严惩的拍着案几，翻出前朝“皇子失仪必纠”的旧例，说今日纵容偷看，明日便敢漠视尊卑；

    主张宽纵的则急得直摆手，反复念叨“陛下最是宽厚，岂会因小儿之事动真怒，真罚了，恐迁怒太学”。

    中间派想打圆场，提议先派人去探探赵俣的口风，却立刻被两派同时反驳——严惩派骂这是“徇私畏上”，丢了礼法官员的风骨；宽纵派则怕消息走漏，反而让皇子们落个“被监视”的名声。

    一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太学学正秦桧提议：“不若请几位太学中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前去处理此事？”

    一众太学的官员听言，眼睛全都是一亮。

    秦桧这招确实高明，直接解了太学官员的困局。

    皇子在太学求学，按理来说，太学应该管着皇子，却又碍于他们皇帝宗亲血脉的身份，罚重了怕触怒皇权，罚轻了又落个失职的罪名，左右为难。

    而如果把这些事推给太学中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等于把“烫手山芋”换了主人——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与犯错的皇子宗亲同属皇族，既懂皇室规矩，又不必像太学官员那般束手束脚，处理起来既能顾全皇室体面，又不会让礼法失了分寸。

    更关键的是，这一招彻底摘清了太学。无论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最后是严惩、宽纵犯错的皇子，还是折中处理犯错的皇子，决定都出自皇室内部，外人挑不出太学“徇私”或“严苛”的错处，太学只需配合即可，免去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

    对那些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来说，这也是一次实打实的锻炼。如果他们能处理好这件事，就代表他们既能权衡“亲情”与“礼法”的尺度，也能借这事在皇族内部立住“公正持重”的名声，为日后可能参与更重要的国事铺路。

    很快，一众太学的官员就采纳了秦桧的主意。

    有人还对此做了一个补充，认为这些德高望重的皇子宗亲人数不能太多，不然，这事可能就压不住了。

    商量过后，大家一致认为，三位最好。要是他们的处理意见相左，还能投票表决一下。

    经过商量，太学的一众官员选择了两位目前在太学的最德高望重的皇子、一位最德高望重的宗亲。

    这两位皇子，一位是赵俣的五子赵楷，一位是韦贤妃给赵俣生的长子赵构。

    那位宗亲则是，端王赵佶的唯一的一个儿子赵桓。

    赵楷不必多说。

    如今在东京汴梁城的所有皇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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