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父亲并不插话，他闭着眼，不知是听还是没听。待冯政委口干舌燥时，父亲睁开眼睛道：冯铁嘴，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但想说服我老石，没门。

    一句话呛得冯政委顿时没了下文。冯政委了解父亲的脾气，他并不计较父亲的抢白。在和父亲讲大道理时，他已经理清了这件事的主次。他要找到母亲，只要把母亲的思想作通了，就是父亲有天大的本事这婚也离不成。

    冯政委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母亲。母亲已经不准备回家了，她在办公室里支起了行军床，她就要在“沙家浜”住下去了。果然，冯政委找到母亲后，军内军外，一通道理讲完后，母亲这才意识到，要想离婚比登天还难。那时的政治气候，还有国际国内的氛围，使母亲清醒了。她知道，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休想和父亲脱离关系。

    父亲却坚定如铁，他一遍又一遍地叫嚣着一定要离婚。那时部队就相传，父亲有了一个相好的。年方二十出头，就在河北某地，长得如花似玉等等。父亲不知道这些传闻，他铁了心要离婚。他曾扬言，即便这个首长他不当了，也要离成这个婚。然后，他叫来秘书。由他自己口述，让秘书记录，他要给上级写一封离婚报告。

    那份报告是写完了，但被冯政委偷偷地压下了。如果不是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父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结果那事情一发生，上下便开始清查林彪一小撮反革命集团了。父亲才放下了自己离婚的事。

    父母这次离婚虽然未遂，但给他们的情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母亲后来在冯政委的劝说下，还是从医院的办公室搬回到了家里。但从那时开始，父亲和母亲便正式地分居了。那时孩子们离家都到部队当兵去了，楼上是母亲，楼下是父亲。两个人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从那时起，父母都养成了吃食堂的习惯，家里很少开火，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人们都知道父母的关系，很少有人到家里来。偶有人来，父亲的客人父亲自己招待，母亲的客人母亲自己招待。要是他们共同的熟人，他们也会一起出来陪客人坐一坐。客人一走，他们又变成了陌路人，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严严地关上。

    孩子们有时从部队回家，他们大部分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偶尔也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不稀罕他们坐不坐。好在从小就了解父母的关系，眼下父母这个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

    那时，父母做梦都想着离婚，因为婚姻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就像两只被绑在一起的蚂蚱。他们一边难受一边挣扎。其实，他们离婚后如何生活，他们并没有想得很多。只要能离开对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父母的婚姻名存实亡。母亲住在楼上，父亲住楼下，按理说，他们这种毫不相关的样子，使他们都有了暂时解脱的机会。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脱。只要看到对方在眼皮底下的存在，他们就有了莫名其妙的火气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

    那时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部队配发给首长的，就放在楼下的客厅里。母亲有时回来得比父亲早，那时电视机还很稀罕，母亲就抽空看几眼电视。只要父亲回来，母亲不管看得多么投入，马上转身上楼，把楼下让给父亲。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非常恼火，他一边脱去外衣，一边冲母亲上楼的背影道：有啥了不起。

    母亲听了父亲这种穷凶极恶的话，自然是很生气。这时她不和父亲一般见识，把火气憋在肚子里。这样一来母亲就很难受，在楼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弄出很大的动静。父亲听到了，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在楼下也要没事找事地弄出很大声响，以示抗议。

    母亲进进出出的，都要从楼下的客厅里走过，两个便经常在客厅里不期而遇。这时两人谁也不睬谁，但他们又分明看到了对方的存在。母亲经过父亲身旁时总要“哼”一声，父亲自然也要“哼”一声。

    冯政委自然没有忘记父母关系的这种危机，解决这种危机是他的责任。于是，隔三差五的他就要到父母这里坐一坐。每次，他总要先在楼下的客厅里呆上一些时候。父亲这时是主人，自然是要陪坐的。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眼前的电视，老冯似乎也在有一阵没一阵地说话。他说：老石呀，转眼就几十年过去了，都不容易呀。

    父亲支吾一声应付着，他知道老冯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冯政委又说：咱们的头发都花白了。你看看你，再看看我。

    老冯说完拍一拍自己的头。父亲很少面对镜子，头发花白了多少，他心里真没什么数。但他看到老冯的头上，已经花白了大半。

    于是老冯又说：老石呀，咱们清白了大半辈子，可不能晚节不保哇。你看现在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父亲仍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老冯在父亲这里寒暄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说：我去看看小杜。

    说完便上了楼。楼上是母亲，楼上的母亲是主人。母亲在楼上又陪老冯坐了一会儿。在老冯来之前，母亲正在看报纸。

    老冯就说：小杜哇，最近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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