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真理。所以八路军一到，人们的革命热情就迸放了出来，平原成了抗日根据地之一。我参军的时候，同一个部队里常有来自一个村的三四代人。因为多是同族，孙子当班长，爷爷当伙夫，重孙子当通讯员的“父子军”并不稀罕。至今我村军属多，烈属多，参加过抗日的老干部多。平原人，远的不说，从闹义和团算起，为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命运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鲜血啊！

    今天我终于看到它“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了。只有共产党的拨乱反正政策，才有这奇迹！今夜怎得安眠呢！这二百八十元得来不易呀！

    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这幸福温饱的景象一度是距离我们这么近、看得这么清晰的。可是阴错阳差，又远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着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着，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线”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以示我这“戴帽右派”要继续革命，并从此兄弟间断绝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不久之后，一个四十年前领导过我的老同志来北京看病，见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没离开平原一带，就打听家乡真相，他沉默了许久，低声说：“平原人为革命出过力。作为共产党员，我怕见他们。咱们没把事办好啊……”我很困惑，从此，我再不敢打听家乡的事。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随着又有两个同志来访，信是德州地区文化局写来的。来人是距我村只有半里路的一个乡亲——我弟弟的同学。他们说家乡在办一个“小说写作学习班”，叫我去讲点什么。我的天！是我听错了还是当真又“换了人间”？家乡的老百姓居然不仅要看小说，而且还学习起写小说了，这可得是先吃饱肚子才能有的“闲心”咧！曾经有朋友出于善意，批评我的小说是“吃饱饭后的文学”，我并不反感，因为我暗自以为，人在饥火如焚的时刻是无暇顾及什么“三言二拍”、民族风格、现代派、意识流等等闲事的。于是我去了。

    让我坦白地说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访问，看到我离开三十五年后的日本的变化，我是很惊异的。可这一次在家乡所见，其心情就不能用惊异二字所能概括。因为惊异之外还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责、自疚和惭愧。

    山一样的棉花，海一样的新房，农民家中的电视机，村姑脚上的新皮靴，这些都使我兴奋。但最使我动心的，是人的变化。有位同部队的战友，渡江战役被打掉七根肋骨，回乡后几十年成了出名的“老大难”。他除去扛抢打兔子，什么活儿也不干。他说“干一天活买不来俩鸡蛋，干个啥劲？”可是队里一分东西就去要，人家不给就吵：“老子的伤疤是狗咬的吗？”弄得人人指脊梁骨；几子都离他远去，出外谋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包了块地种瓜，种葵花，两年成二万元户，盖了房，置了车，还养了大牲畜。除去交上合同规定的承包费，他还要多交几百元，并且把买来的机器、农具、牲畜主动供大家使用。他说：“这些年穷得我没脸没皮，成了全村的累赘。现在我这个共产党员要起点作用了，要为国家和乡亲们作点贡献了。”我回村去探望，没想到流落外地几十年的弟媳带着孩子到村头接我。我当年骂他们没有骂回家来，政策一改变，还没到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他们就自动回来了。她说：“家里有面，有油。哥，回家给你炸馍馍吃。”我的另一个堂弟，前些年生活困难，对他妈照顾不好，他妈分出去单过，族人颇为侧目。这次我到他家去，新盖的屋内却端坐着一位本族的叔叔。原来这叔叔今年已八十出头，孤身一人，生了几天病，堂弟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侍奉他。人们悄悄告诉我：“他娘死早了，要是赶上三中全会，赶上今天，这儿子说不定还是个孝子呢！以前是真穷啊！孩子太多……”我不赞成“衣服食足然后知礼义”的说法，在国外我见过衣食很足而不把父母当人的人。但若说穷限制了人们充分尽到应尽的某些义务，或许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山东这地方却也是勤劳刻苦、古风极盛的礼义之地。经济发展了，精神文明提高了，历史形成的某些病变会除去，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会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照耀下获得新的质变与发扬。

    在我们村里，我看到领导人已经多半换成我弟兄辈和子侄辈的人了。当年离家时，送我参军和每月往家中运抗属补助粮的祖父、父辈的老党员、老干部多已故去和退休。现在的领导人，年轻，有文化，思想解放，充满了活力。我的一位叔叔，从抗日时就当村干，几十年来忽而上去，忽而下来，一会儿是“先进人物”，一会儿是“落后典型”，受过乡亲的感激，也挨过不少咒骂，现在退居第二线，这次回家，我母亲特别嘱咐我去看看他，说，“你这叔叔当了几十年干部不容易，邓庄的老百姓不能忘记人家的好处。那些年，有些事要不是他作主，群众更难活下去呀。他自己除去和大家一样受穷挨饿，还比群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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