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是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短袖薄衫，唯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等有时间你上我那去，咱们细谈。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再一次想起他是*****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

    40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根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友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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