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这没有什么呀，没有什么呵。”

    “没有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说。

    “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先生，”他的佣人回答。“这里上次选举的头天夜里，敌党收买了武器饭店的酒吧间女侍者，并且在掺上水的白兰地里加了麻醉药然后给歇在那里的十四个没有投票的选举人喝。”

    “你说在掺上水的白兰地里‘放上麻醉药’是什么意思？”匹克威克先生问。

    “把鸦片精放在里面，”山姆回答。“她把他们弄得一直睡了二十个小时，选举过了以后他们才醒过来。他们把一个放在手车里，还睡得人事不知哪，弄到选举棚去试试，但是不行——他们不让他投票；所以又把他送回来，放在床上了。”

    “这可是很怪的手段，真是，”匹克威克先生说：一半对自己，一半对山姆。

    “跟我父亲遇见的一件稀里古怪的事还相差挺远了，先生，那也是在选举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山姆回答。

    “发生了什么事？”匹克威克先生问。

    “哦，他有一次赶了一辆马车来，”山姆说：“正要选举了，就有一个党雇了他把选举人从伦敦运来。第一天晚上，他正要开车，另外一边的代理人悄无人声地把他请去了，他就跟送信的人同去，那人请他进去；——一间大屋子——许多绅士——许多文件、钢笔和墨水等等。‘啊，维勒先生，’坐在椅子上的绅士说，‘看到你很高兴，先生；你好吗？’——‘很好，谢谢你，先生，’我父亲说；‘我希望你过得还得过且过吧，’他说。——‘很好，谢谢你，先生，’那绅士说；‘坐吧，维勒先生——请坐吧，先生。’于是我父亲坐下了，他们两人对视着看着。‘你不认识我了吧？’那绅士说。——‘确实不认识，’我父亲说。——‘啊，我可知道你是谁，’那绅士说；‘你小孩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他说。——‘唔，我不记得了，’我父亲说。——‘这才奇怪呢，’那绅士说。——‘很奇怪，’我父亲说。——‘你的记忆力一定很差，维勒先生，’那绅士说。——‘唔，是很差的，’我父亲说。——‘我想是的，’那绅士说。那样他们就给他倒了一杯葡萄酒，跟他瞎拉瞎扯些赶车的事，令他很开心，最后还塞了一张二十镑的钞票在他手里。‘这里到伦敦的路很坏呵，’那绅士说。——这路到处都很难走，’我父亲说。——‘特别是靠近运河的地方，我想，’那绅士说。——‘那是有一点儿讨厌，’我父亲说。——‘那么，维勒先生，那绅士说，‘你是个好车夫，你想要你的马怎样走就怎样走，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喜欢你，维勒先生，所以要是你送那些选举人来的时候出了什么事，要是你把他们翻到运河里去，可是却不要伤害了他们，这就是给你的，’他说。——‘先生，你真好，我父亲说，‘我要再干一杯祝你安康，’我父亲说；他喝了，然后收了钱，鞠了个躬就走了。先生，”山姆继续说，带着对他的主人说不出的冒犯的神情，“你是不敢相信，就在他装了那些选举人下来的那天，他的马车就在那个地方翻倒了，上面所有的人都滚到运河里。”

    “那么有没有爬上来呢？”匹克威克先生连忙问。

    “嘿，”山姆回答，说得很慢，“我想是有一个老先生失踪了；我知道他的帽子是找到了，但是我就不知道他的头到底是不是在帽子里。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这种稀里古怪而又碰巧的事情，那个绅士说了之后，我父亲的马车果然就在那个地点而且又在那一天翻倒了！”

    “这真是一个非常离奇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替我把帽子刷一刷吧，山姆，我听见文克尔先生在叫我。”

    说了这些话，匹克威克先生下楼走到客厅里，他看见早饭已经摆在桌上，家里人已经全都在那里了。急急忙忙地吃了早饭；每个绅士的帽子上都装饰了一朵巨大的蓝结，那是卜特太太的精心杰作；文克尔先生担负了伴送那位太太到选举场邻近的一座屋顶上去的任务，而匹克威克先生和卜特先生去了武器饭店，那个饭店的后窗里是史伦基先生的代表之一，对面街上有六个小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演讲，他在每一个辅助句子上都用‘伊顿斯威尔的大丈夫们”来称呼他们，因此那六个男孩子听了就高呼喝彩。

    马厩场上显示了伊顿斯威尔蓝党的气势和派头是明白不过的象征。那里有一队蓝色旗帜的队伍，有的是单柄的，有的是双柄的，上面招展着四尺高和四尺大的金字图案。有一个包括喇叭。低音笛和鼓的大乐队，一个队伍排成四个人，很卖力，很值得他们的工钱，尤其是那些鼓手，他们都是很强壮。有几小队拿着蓝棍子的警察，二十个打着蓝领带的代表人和一群戴蓝帽章的选举人。选举人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有一部敞篷的驷马车，是给受尊敬的塞缪尔·史伦基坐的；还有四部双马马车是给他的朋友们和拥护他的人坐的：旗帜在风中飘扬，乐队在吹奏着，警察咒骂着，二十个代表人口角着，群众呼喊着，马倒退着，佣人们冒着汗；这一时刻都聚集着所有的人和东西，都是专门为了伊顿斯威尔市参加联合王国的国会下议院代表的候选人之一、史伦基府的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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