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布拉斯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远征突尼斯的计划、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敲诈勒索、政治家的贪婪等等，他指出当局打着爱国的旗号进行殖民扩张政策，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诚然，莫泊桑并没有简单地把现实问题搬进小说中。他以摩洛哥来代替突尼斯，但是读者却非常清楚他写的是何处的局势。莫泊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法国政府对突尼斯内政的干预，以致将突尼斯变为保护国的行动当作背景来写，而突出这一军事行动跟公债行情涨落所造成的结果。小说描写瓦尔特在报上散布政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烟幕，大量收购公债，一夜之间赚了三四千万法郎；另外他还在铜矿、铁矿和土地交易中捞到了大约一千万。“几天之内，他就成了世界主宰之一，万能的金融寡头之一，比国王的力量还要大。”莫泊桑的描写揭示了资产者利用政治局势大发横财的现象，揭露之深是空前的。司汤达虽然认识到“银行家处于国家的中心，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在圣日耳曼区的位置，银行家就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但他在《吕西安·勒万》中只写到银行家与政治的一般关系，还没有像莫泊桑那样生动而具体地描写金融家利用政治局势激增财产。巴尔扎克在《戈布赛克》、《纽沁根银行》中写过金融家对政局的操纵，但也只是泛泛提及，缺少深入具体的描写。由此看来，有关这方面的描绘，无疑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象，是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发展。

    历来的批评家都认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还缺乏深刻性，他的其余五部长篇也有这个缺陷。可是，就其涉及的内容之广，就其揭露政治和金融之间关系的内幕之深，就其对报纸作为党派斗争工具（以及记者如何炮制新闻、利用报道做广告、能自由进出剧院和游乐场所等）抨击之烈而言，明显地突破了莫泊桑不触及重大政治问题和重要社会现象的一贯写法。在思想内容上，完全可以跟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作品相媲美。评论家认为“产生在标志着第三共和国历史特点的投机活动第一个重要时期最辉煌的时刻，堪称是这一时期重大事件所孕育的杰作”①。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正因为这部小说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所以恩格斯表示要向莫泊桑“脱帽致敬”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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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安德烈·维亚尔《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第三一六页，巴黎尼泽书局，一九七一年。

    ②《一八八七年二月二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五八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小说揭露内容之三在于塑造了一个现代冒险家的典型。这个冒险家不是在东方的殖民地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物，而是不择手段爬上去，在短时期内飞黄腾达，获得巨额财产和令人注目的社会地位的无耻之徒。用莫泊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平，他就像我们每天在巴黎擦肩而过，在现今的各种职业中遇到的那种人”①。莫泊桑写出了这种人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物的特殊经历和他的性格相结合的产物。杜洛瓦在北非的殖民军里待过，练就了残酷杀人的硬心肠。有一次去抢劫，他和同伴断送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人的性命，抢到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他在巴黎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露出一丝残忍而得意的微笑。他觉得自己心里保存着在殖民地肆意妄为的士官的全部本能。同时他又是一个机灵鬼、一个能随机应变的人。残忍而邪恶的经验与他狡黠的个性相结合，在巴黎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便滋生出这样的野心家。

    杜洛瓦的如愿以偿，在于他抓住了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在报馆。莫泊桑认为，“他利用报纸，就像一个小偷利用一架梯子那样”②。如果说，他以自身经历为内容的《非洲服役散记》恰巧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那么待他熟悉了报社业务，便直接参与倒阁阴谋，舞文弄墨，大显神通，成为瓦尔特帮重要的笔杆子，受到了老板的赏识与提拔，当上了“社会新闻栏”的主笔。然而，他在报馆的青云直上还得益于和女人的关系。利用女人发迹是杜洛瓦的第二个、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手段。他的本钱是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在女人眼中，他是个“漂亮朋友”。他敏感地发现原政治版主笔、病入膏育的福雷斯蒂埃的妻子玛德莱娜与政界人物交往频繁，文笔老练，抓住她便可在报馆站稳脚跟，于是他大胆地向她表示，他愿意在她丈夫死后取而代之，他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政治版主笔，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与此同时，瓦尔特的妻子成了他的情妇，他在瓦尔特身边有了一个人替他说好话。接着，由于倒阁成功，他获得十字勋章，他的姓氏变成了有贵族标记的杜·洛瓦。但当他得知瓦尔特和拉罗舍—马蒂厄发了大财，自己只分得一点残羹以后，顿时勃然大怒，一个计划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他毅然地抛弃了瓦尔特的妻子。随后他侦察到自己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一下子把拉罗舍—马蒂厄打倒了，又与妻子离了婚。最后，他一步步接近瓦尔特的小女儿苏珊，把她拐跑，威逼瓦尔特夫妇同意他娶苏珊。老奸巨猾的瓦尔特虽然气恼，但头脑是清醒的。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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