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又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观点和计划的形成，这些观点和计划同她们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为普通的旁观者，也不会让德国皇帝和保加利亚国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会象识破阿尔贝蒂娜那样，来识破他们秘密策划的阴谋。但说到底，我只能设想，如果我不是当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国这个当事人的一部分，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犹如我在同阿尔贝蒂娜争吵时，我忧郁的目光或我透不过气来的喉咙是我个人的一部分，我个人则与我事业休戚相关：我无法漠不关心。德·夏吕斯先生的漠不关心是彻头彻尾的。然而，自从他只当一名旁观者之时起，一切都应使他成为亲德派，从此他虽然生活在法国，却不是真正的法国人。他十分灵敏，但在任何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傻瓜；毫无疑问，他要是生活在德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非正义事业的德国傻瓜们并不会使他们生气；但是，他生活在法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正义事业的法国傻瓜们却使他生气。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务于凛然大义，对缺乏激情的人来说也决非无可辩驳。德·夏吕斯先生灵敏地指出爱国者们每一个错误的推理。充分的理由以及对成功确信无疑，使一个傻瓜感到满意，却会使你特别恼火。德·夏吕斯先生恼火是因为人们对胜利抱乐观主义，这些人不象他那样了解德国及其力量，每个月都认为德国会在下个月被打垮，一年以后，他们仍然相信新的预测，仿佛他们未曾以同样的自信作出同样错误的预测，不过他们已经忘掉那些预测，如果有人对他们提起此事，他们就说情况并不相同。

    最后，德·夏吕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战败者就感到难受，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他不看报上的司法专栏，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无法杀死法官、刽子手以及高兴地看到“正义已经伸张”的人群而感到难受。不管怎样，他确信法国不可能再被打败，然而，他也知道德国人正受饥荒之苦，总有一天会被迫俯首投降。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难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国。他对德国的回忆不管怎么说已经遥远，而那些以一种使他感到不快的高兴谈论德国被打垮的法国人，是一些缺点为他熟知、面目令人讨厌的人们。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同情的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们，是自己想象中的人们，而不是在我们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们，除非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同他们血肉相连；爱国主义创造了这一奇迹，人们拥护自己的国家，犹如人们在爱情纠葛中拥护自己一样。因此，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战争是一种特别能产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这些仇恨只在片刻中产生，持续的时间也很短，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做出各种粗暴的事情。他在读报时看到了专栏作者的胜利神色，他们每天报道德国已被打败，是“走投无路、束手无策的野兽，”，而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这种愉快而又残酷的胡说八道，使他勃然大怒。在当时，报上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写的，他们在报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种方式，例如布里肖和诺布瓦这样的人，还有莫雷尔和勒格朗丹。德·夏吕斯先生渴望见到这些人，并对他们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一直对性方面的恶习特别了解，知道某些人有这种恶习，而这些人以为他们这种恶习不为人知，就热衷于揭露“肉食帝国”的君主们和瓦格纳等人有这种恶习。他渴望当面见到他们，当众揭出他们的丑事，让那些侮辱一个战败者的人名声扫地、气急败坏。

    其实，德·夏吕斯先生当亲德派还有更加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作为社交界人士，曾长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们和重视荣誉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决不会同一个坏蛋握手：他知道他们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们把一个男人赶出一个圈子或者拒绝和一个男人决斗时，对他的眼泪会无动于衷，即使他们这种“道德上干净”的行动会使害群之马的母亲死去也在所不惜。虽然他十分欣赏英国，欣赏英国参战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个无可指摘、不会撒谎、不让小麦和牛奶运入德国的英国，有点象由重视荣誉的人、公认的证人和决斗中的裁判组成的民族；同时他又知道，一些有恶习的人，一些坏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作者把这些人比作德国人，靠欺骗和诡计不能预见到一颗善良的心，而德国人看来也没有表现出这种善心。

    德·夏吕斯先生的亲德还有最后一个特点：通过一种十分奇怪的反应，他亲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吕斯主义”。他认为德国人十分丑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同他的血缘有点过于接近；他狂热地迷恋摩洛哥人，但特别迷恋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看作菲迪阿斯①的活雕象。然而，他身上的乐趣带有某种残酷的想法，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欢的男人在他看来犹如美妙的刽子手。他要是表示反对德国人，就会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种只有在肉体上得到快感时才会采取的行动，就是说违背他可怜的本性，也就是为了让恶引诱和压倒贞洁的丑陋而充满激情。在谋杀拉斯普丁②时仍是如此，人们看到谋发杀生在陀思妥耶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