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启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是指的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拚命把他的头撑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起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弃：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作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制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起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象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分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的否决了，而且并不说明①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的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的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教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教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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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凡作家投寄新作于音乐团体请起演奏时，当先由乐队董事会投起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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