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屋里来。她们配了一把能打开我房门的钥匙，互相转借。你很难想像，这有多么讨厌。比如说，我带一位年轻女士到家里来画像；我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后，忽然发现驼背丫头坐在写字台旁边，正用我的画笔把她的嘴唇涂红，而那些归她照看的小妹妹正在屋里东奔西跑，把屋子的每个角落都弄得乱糟糟的。昨天晚上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晚才回家——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衣冠不整，屋里也一塌糊涂，请你原谅——接着说吧，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正要上床时，忽然有什么东西拽住了我的腿；我看看床底，拉出来一个讨厌的小姑娘。她们干吗要这样，我不知道，你大概自己也已经发现，我并不鼓励她们这样做。另外，这当然也妨碍我画画。如果不是因为我住的这个画室用不着付房租，我早就离开这儿了。”正好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细微的声音，一个姑娘用半是焦急、半是撒娇的语气说：“蒂托雷里，我们现在可以进来了吗？”“不行，”画家回答道。“我也不能进来吗？”那个声音又问道。“你也不行，”画家说，他走到门口，把门锁上了。

    与此同时，Ｋ打量了一下屋子，他永远也不会相信，有谁会把这个肮脏狭小的窝棚叫做画室。你朝任何一个方向也不能迈出两步。整个房间，包括地板、墙壁和天花板，是一个由没有刷漆的木板拼凑而成的大盒子，木板之间有明显的裂缝。Ｋ对面的那堵墙边摆着一张床，上面堆着几条各种颜色的毯子。房间正中是一个画架，上面有块画布，画布上盖着一件衬衫，袖管耷拉在地板上。Ｋ的身后是窗子，窗外浓雾弥漫，只能看见隔壁的屋顶上覆盖着积雪，再远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提醒Ｋ，他原先不打算在此久呆。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厂主的信，交给画家，说道：“我是从这位先生嘴里听说你的，他是你的熟人，他建议我到这儿来。”画家匆匆看完信，把它扔到床上。如果厂主事先没有讲明，他的这个熟人蒂托雷里是个靠他施舍过活的穷光蛋，那么人们现在可能会认为，蒂托雷里根本不认识厂主，或者至少已经把他忘了。后来画家居然问道：“你是来买画的，还是来画像的？”Ｋ诧异地看着他。信里写着什么呢？Ｋ理所当然地认为，厂主准是告诉蒂托雷里说，Ｋ到这里来没有别的目的，只想打听有关案子的事。他匆匆赶到画家这里来，看来未免太鲁莽、太轻率了。当然，他应该作出一个多少是切题的回答，所以他看了一眼画架说：“你正在画画吗？”“是的，”蒂托雷里说，他从画架上扯下衬衫，把它扔到床上，就扔在那封信旁边。“是一幅肖像。挺不错，不过还没有完工。”Ｋ看来运气不错，一下子便遇上了提起法院的机会，因为画上画的显然是一位法官。它和律师办公室里挂的那幅画惊人地相像。当然，这幅画上面的法官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此人身材矮胖，长着浓密乌黑的络腮胡子；再者，那幅是油画，这幅则是用彩色粉笔轻描淡写地勾勒出来的。不过，其它方面则很相似，因为这幅画里的法官也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他坐在高脚椅子上，两只手紧紧接着扶手，好像要站起来。“这大概是位法官吧，”Ｋ刚想说出口来，忽然住了嘴，走到画跟前，似乎要仔细研究一番。他不知道，占据着画面中心部分的那个站在高脚椅子后面的高个子是谁，于是他就问画家那是什么人。“还有几个细节没画完，”画家回答说。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粉笔，在那人的轮廓上又添了几笔；但是Ｋ仍然认不出来。“这是司法女神，”画家最后说。“现在我认出来了，”Ｋ说，“她眼睛上蒙着布，这是天平。可是，她的脚后跟上不是长着翅膀吗？她不是在飞吗？”“是的，”画家说，“我得到指示，要画成这个样子；实际上这是司法女神和胜利女神的结合体。”“这种结合肯定不是很好，”Ｋ笑着说，“司法女神应该站稳双脚，否则天平就要摇晃，作出的判决就不可能公正。”“我得按顾客的指示办事，”画家说。“当然，”Ｋ说，他并不想多提意见得罪人，“你把这个人物画成好像站在高脚椅子上方似的。”“不对，”画家说，“我既没看见任何人，也没看见高脚椅子，全是想像出来的。人家告诉我该怎么画，我就怎么画。”“你这是什么意思？”Ｋ故意装出不懂的样子，“那么，坐在法椅上的这个人肯定是一位法官吧？”“对，”画家说，“但他不是高级法官，一辈子没有在这种椅子上坐过。”“然而他被画成这种威风凛凛的模样了，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他坐在这儿，俨然是位法院院长。”“不错，这些先生们虚荣心很强，”画家说，“但他们的上司允许把他们画成这种模样。他们每个人都得到过确切的指示，知道自己的肖像应该怎么画。遗憾的是，你不能对服饰和座椅的细节作一番评价，用彩色粉笔画这种画确实不合适。”“对，”Ｋ说，“真奇怪，你怎么用起粉笔来了？”“因为我的顾客愿意用粉笔，”画家说，“他想把这幅画送给一位女士。”他看着这幅画，似乎激发出了作画的热情，便挽起衬衫袖子，随手拿起几支粉笔画了起来。Ｋ看着粉笔轻轻画下的线条使法官头部周围逐渐出现了一个略带红色的环圈，环圈越变越细，到了画面边缘竟成了一束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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