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谁竟敢在他的寓所里抓他呢？他一直倾向于对事情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只是当最坏的事情发生时，他才相信事情果真会这么坏；即便危险已迫在眉睫，他也不为明天担忧。但是，他觉得目前采取这种态度并非上策；他当然也完全可以把这一切当作是一个玩笑；一个他在银行里的同事由于某种不清楚的原因而策划的不甚高明的玩笑。也许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这当然是可能的。也许他只须朝着这两个人的脸会意地笑笑就行了，他们准会和他一起笑起来。也许他们只是在街角干活的搬运工——他们看起来很像搬运工；因此，他只看了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一眼，便决定暂时不放弃他可能在这两个人面前占有的优势。日后，他的朋友们可能会说，他居然不知道开玩笑；这种小小的危险是存在的。尽管他不习惯从经验中学习，但他也回忆起，在几个不太重要的场合中，他不顾所有朋友的劝告，丝毫不考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意孤行，最后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那种事决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一次不能重演；如果这是一场喜剧，那他就要坚持演到底。

    他还是自由的。“请原谅，”他说，然后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疾步朝自己的屋子走去。“看来他是知趣的，”他听见他们中的一个在背后说道。他一进屋，就拉出写字台的抽屉：所有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但是，由于激动，他一下子没有找到他想找的能表明自己身分的那几份证件。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执照；正想拿着它到看守那儿去的时候，突然觉得，这种执照什么用也没有。于是，他继续翻寻，直至找到出生证为止。他刚重新走进隔壁房间，对面那扇门开了，格鲁巴赫太太露了一下脸。他只看见她一会儿功夫，因为格鲁巴赫太太一瞧见他，显然感到十分尴尬，赶紧表示道歉，然后便退了出去，并小心翼翼地合上门。他完全有时间对她说：“进来，进来吧。”但是，他只是呆站在屋子中间，手上拿着证件，看着那扇再也没有打开的门。直到看守喊了一声，他才醒悟过来；他发现，两个看守正坐在窗旁的一张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应该是他吃的早点。“她为什么不进来？”“她不准进来，”高个子看守说，“因为你被捕了。”“什么，我被捕了？以这种可笑的方式被捕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说、你现在又想从头开始啦？”看守说，同时把一片涂着黄油的面包放在蜂蜜罐里蘸了蘸，“我们不回答类似问题。”“你们应该回答，”Ｋ说，“这是我的证件，现在请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首先是逮捕证。”“哎哟，我的老天爷，”看守说，“但愿你能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愿你不要再这样徒劳无益地来麻烦我们俩人啦，我们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对你都要好，我们对你的关心胜过其他人。”“确实是这样，你可以相信这点，”弗朗茨说。他手里端着咖啡杯，但是并没有举到嘴边，而是久久地、表面上看来意味深长地、然而又是令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正。Ｋ发现自己正不由自主地和弗朗茨交换着含义深刻的目光。尽管如此，他却用手拍拍自己的证件又说道：“这是表明我身分的证件。”“你的证件关我们什么事？”高个子看守嚷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还不如一个小孩。你想要干什么？你以为用证件、逮捕证之类的东西为借口，和我们——看管你的人——吵闹，就能使你的这桩微妙的案子早点结束吗？我们只是地位卑微的低级职员，正式文件中很难找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和你的案子毫不相干，我们的任务只是每天看管你十个小时，并因此而领取工资。这些就是有关我们的全部情况。我们很清楚，我们为之服务的高级机关在下令逮捕一个人之前，一定很了解逮捕理由以及犯人的特征。在这方面是不会出错的。据我所知，我们的官员们——我只认识其中级别最低的官员——从来也不到民众间去寻找罪过，而是像法律中说的是被罪过吸引过去的，接着就把我们这些看守派去。这就是法律。怎么可能出错呢？”“我不了解这项法律，”Ｋ说。“这对你来说可糟透了，”看守回答道。“这项法律很可能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头脑中，”Ｋ说。他想通过某种方式掌握看守的想法，使自己在他们面前占上风，或者使自己去适应他们。可是，看守只是用令人扫兴的口吻说道：“你会触犯法律的。”弗朗茨打断了他的话：“你瞧，威廉，他承认他不懂得法律，可是他又声明他没罪。”“你说得很对，不过你永远也不能使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变得理智起来，”另一个看守回答道。Ｋ没有再搭腔。“难道说，”他想，“我应该被这两个可怜虫的胡言乱语把头脑搞得更乱吗？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已经谈了有关自己的所有情况。然而，他们讲的事情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十足的愚蠢才会使他们这么自信。只要和与我智力水平相同的人讲几句话，就能把所有事情搞得一清二楚；而跟这两个人即使啰嗦几个钟头也做不到这点。”他在屋子里来回踱了一阵；他又看见了马路对过的那个老太太：她正挽着一个年纪比她还要大的老汉的腰把他拽到窗前。Ｋ觉得应该让这出闹剧收场了。“把我带到你们的长官那儿去，”他说。“等他下命令时，我就带你去，现在不行，”那个叫威廉的看守回答道。“现在我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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