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的情况与杰西卡一样。“她脸上，头顶上都没有枪伤，也没有青肿的痕迹。我想，子弹可能是打在心脏上，她很快就死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只是一种猜测。我不知道。可能是把刀刺进她的心脏。她的脑袋除了向我证明她是谁以外，什么也没告诉我。”他皱皱眉，好像忘了一个更重要的细节。“不不——它还告诉我一件事。想要弄清真相得找个验尸官来，但我猜你妻子——”他现在也说不出帕蒂·拉伦这个名字来——“是在另外那个女人死了二十四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后被害的。”

    “嗯，这可以找出证据来。”我说。

    “不，”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为什么？”我问道。

    “蒂姆，”他说，“我们必须把这两颗人头毁掉，”他抬起手阻止我继续问下去，“我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他说。

    “那么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凶手了。”我漏嘴说了一句。

    “我们能肯定是谁干的，我认为。我们只是拿不出证据罢了。”他的脸色又有所好转，变得微红了，“如果你想要得到满意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想别的方法。”

    “据我推算，”他说，“我觉得不可能只有一个凶手。用大砍刀的人是不会摆弄小刀子的。”

    “玩大砍刀的通常不可能有22号手枪和特制的子弹跟消声器。”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他说。

    我俩谁也没吱声。我自己在思考着。我的四肢开始麻木起来，就像在十一月林子里走了好长一段路，刚刚坐下来喘口气似的。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他说，“有人故意选你大麻地边那个洞来藏杰西卡的脑袋。这就直接牵连到你，使你没法说这事儿与你无关。然后，有人把头弄走了。这是为什么？”他握紧双拳好像在开车。“这是因为有人决定要杀帕蒂。这个人想肯定一下，以后两颗人头都要埋在这儿。他不想让你或者第一个凶手回去毁掉证据。或者假设你吓坏了。你可能会向警察报告这件事。所以，第二个人，他把人头弄走了。”

    “或者是她，”我说，“弄走了那颗人头。”

    “或者是她，”我父亲说，“尽管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当我再也没什么可讲时——我是一时兴奋才讲了那么多——他说，“嗯，我琢磨有两个主犯。一个是杀杰西卡的，另一个杀了帕蒂。第一个把杰西卡的头放在那儿是想坑你，第二个把人头弄走了，目的是想过后再把两颗人头一块埋在那儿。到那时，或者在不久以后，你就得承担两次凶杀的罪名了。”

    “你可真能琢磨。”我说。

    “在人们干这些事时，”我父亲说，“他们会相信，他们正清晰地注视着整个场面，即使他们正做的事儿只是在汤里多放一份调料。”

    “那么谁是厨师呢？”

    “沃德利，就他一个。在和你谈话时，他可能早就知道帕蒂已经死了。可能是他杀死了帕蒂，一直在骗你呢。”

    “我可真看不出来。”

    “他瞧不起你。我并不责怪他。可能他听说杰西卡的人头没了，他想你能知道在哪儿。所以，他想要帕蒂的头。他想你会用杰西卡的人头搪塞一下，说那是帕蒂的。这样，他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两颗人头。”

    “你不能不重复那个词吗？”

    “人头？”

    “它叫我受不了。”

    “没别的可以替换。”

    “就说她们名字吧。”

    “那不准确，除非我们找到了她们的尸体。”

    “就说她们名字吧。”

    “我说，”他说，“你跟你妈一样爱胡思乱想。”

    “要是我奶奶、姥姥，那成天在爱尔兰的泥炭地里挖泥炭，我也不在乎。一点不假，我跟我妈一样爱胡思乱想。”

    “行啦，行啦，”他说，“你妈赢了一个球。祝她安息吧。”他打了个嗝。波旁威士忌、啤酒和身上的病一起生效了。“把酒瓶子递给我。”他说。

    “你想得太多了，”我说，“为什么沃德利不知道杰西卡在哪儿呢？要是雷杰西干的，沃德利肯定会知道。蜘蛛是他们俩的联系人。”

    “假设他们在联系的过程中出了点差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都是叫人吃惊的。”他用指关节敲着桌面。“我说，沃德利不知道杰西卡在哪儿，他想让你把她带给他。”

    “我想沃德利已经把她们俩放在洞子里了。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来推测，蜘蛛和斯都迪在跟踪我。要不是那样，当我回到地洞那儿时，他们可能就在那儿，在我一手拎一颗人头出来时，他们就会把我抓住了。他们可能是最叫人恶心的下贱小人，想让一个公民蒙受不白之冤。”

    我这番话触动了他。我父亲扬扬眉表示同意。“这些听起来不像那么回事，”他说，“他们寻思你到了洞那儿，可发送信号器告诉他们你把车停住了。怪不得在你往回走时，他们要火冒三丈了。”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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