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血腥味之间。“嗯，”他说，“好啦。我承认这一点。”他看上去并不十分高兴。“那我们说这些是什么目的呢？”

    “被卷进了许多巧合中，没法脱身了。”我说。

    “嗯，照你分析，现在你可能离使人不愉快的事很近了。”他说。

    “比你想的还要近些。”

    他半天没吱声。

    “上星期有人自杀了，”我说，“尽管那个男的可能是他杀。我相信，出事那天晚上，我偷了他的女人。”我下一个想法更古怪：因为我父亲得了癌症，不管我告诉他什么，他都不会把它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这可能就是得癌症的一大好处。他可能像座坟似的，接收信息，但永远也不把它们发送出去。我父亲现在是不是站在精灵那一面，而不站在我们这边呢？

    “要说的比这多多了，”我说，“现在还没公开，上星期在这个镇上，两个女人让人杀了。”

    “我的上帝。”他说。这个消息可够惊人的了，甚至对他来说也是这样。“谁干的？”

    “我不清楚。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一点，但不敢肯定。”

    “你看到被害者了吗？你能对你的事实打包票吗？”

    我不愿意回答。只要我管住嘴巴，我们仍然待在厨房里喝酒：我可以使他这次来访安安稳稳地满足他往日喝酒的乐趣，也可以使他得到在酒的伴随下，在毫无意义的理性空间中漫游时的快感。但我下一句话好像把我们俩都从水里捞了出来。我们浑身滴水，头脑清醒，来到另一片酒滩上。

    我想我可能有好半天才回答父亲问了多次的问题：“你看到受害者了吗？”

    “看见了，”我说，“他们在地下室里。”

    “哎呀！”他的杯子已经空了。我看见他伸出手，要去拿波旁酒酒瓶子，但又缩了回来。他把酒杯倒扣过来。“蒂姆，是你干的？”他问。

    “不是。”我端起酒杯，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我认为不是我干的，”我说，“可又说不准。”

    我们开始详谈起来，一件一件地谈。我把我从到望夫台酒家喝酒那天晚上到现在所发生的事一件一件全告诉了他，我能想起来的都说了。但我承认（我的确感到应该用这个字）当我说到帕蒂·拉伦是两个被害女人之一时，我父亲大叫了一声，这一声就像一个人从窗户上掉下来，然后被墙上的长钉划透了的时候，失声喊出来的一样。

    我无法描述他当时的表情。他脸上那两块粉红色的斑迹，现在逐渐蔓延到了他的头部和下巴上。以前，这两块红斑只长在两颊突起的地方，使他曾经是粉红色的脸显得十分苍白。这个现象是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转的幻觉。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管他怎样讨厌警察，但他看上去活像警察——任何一个导演都会让他扮演管区警察队长或是侦探长，简直太像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他在生活中应该扮演的正面角色。在他的质问下，我不得不把什么都讲出来。他真是个合格的审查员。

    最后，我说完了（我们从早晨一直讲到下午。只吃了几块三明治，喝了点啤酒）。他终于说话了，“有两个问题让我弄不清楚这件事。一个，你是没罪还是有罪。我很难相信你没罪，但你是我儿子。”他停了一下，皱皱眉说，“我的意思是，我也很难相信第二个——就是你有罪。”

    “你是说，”我告诉他，“这事可能是我干的。你刚才说的！原因是：你也会杀人。实际上，在工会斗争那些日子里，你可能也杀过一两个人。”

    对此，道奇没作回答。他说，“好人为正义，或是为荣誉去杀人，并不是图钱。小人才图财害命呢。贪心的吸毒鬼才为了钱去杀人。但你不是这种人。你能在她遗嘱中得到一笔钱吗？”

    “我不知道。”

    “要是她真的给你留了一大笔钱的话，你可就要倒霉了。”

    “她可能把钱全都花光了。她一直不肯告诉我她到底有多少钱。我怀疑她没钱，前几年帕蒂·拉伦搞了几次投资，但结果都很糟。我们可能破产了。”

    “我真希望是这样。”他说。他用那双冷冰冰的蓝眼睛瞅了瞅我。“问题出在谋杀方式上。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要杀这两个女人呢？要是你干的，那么，你和我，蒂姆，就不得不承认失败了，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的种子太可怕了，不能让它传续下去。”

    “你谈论这样的事情倒很冷静呢。”

    “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残暴的事情。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选择提出来，有什么就直说了吧。”

    他有一种杰出的直觉，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这种以极特殊方式表现出的直觉叫我感到恼火，好像我们不是在谈论生死攸关的大事，而是在进行一场家庭口角。思想上的分歧。不，杀了那个小子，道奇·马登说。不，儿子说，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我想动摇父亲的想法。

    “我能干出这种事，”我对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说那种事儿我是做得出来的。精灵在折磨着我。如果真是我干的，我可是处在昏迷状态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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