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清楚这对我来说是种多么大的宽慰。这些天来，对像我这样还活着的人来说，坐在蜘蛛的朋友中间才是真正的安慰。要是在好时候，那两个家伙我理都不理，可在今天他们成了伴侣。有一个名叫皮特的波兰佬，我们下赌时他管登记。他名很怪，谁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说上两回。他自己也不能（他的名字可能是这样写的——彼得·帕特亚兹维斯茨）。我并不得意他，这小子既不公平又贪婪，因为他向输方要的超额利息高达百分之二十，而在波士顿打赌的场上只要百分之一（“给波士顿挂个电话。”他常常这样说，他知道他的赌客是不会从波士顿那儿赊到钱的）。除此而外，如果他摸到了你下赌方法的线索，他会整你一下。真是个长着一副尖酸刻薄脸的坏心眼子家伙，万金油式的少数民族：你可能会认为他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或乌克兰人，如果这些就是你听来的话。他也不喜欢我。我是为数不多的能从波士顿赊到钱的人中间的一个。

    皮特波兰佬今天到这儿来仅仅说明尼森在爱国者队上下了很大的赌注。这让人感到十分不安。尼森可能会冷冰地朝他那位奴隶般的女人身上撒尿，也肯舔吃爱国者队任何一个运动员的鞋带。对他来说，这些运动员就像神似的。他那患截瘫的侦探可能会打入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系统，以同样的派头把朋友、敌人一勺烩了。可尼森抱住他那种忠诚死死不放，其结果皮特在爱国者队上赌六点时，我在波士顿只给三。不知有多少次，蜘蛛被夹在中间！我寻思，今天的赌注很大，皮特到这搂钱来了：如果他赢了的话。五分钟之后，我知道，我是对的。不大一会儿，蜘蛛开始冲着电视机大喊起来。不久，我十分肯定地认为，他这次比赛下的赌注可值他那辆摩托车。要是他输了的话，皮特到这儿来的目的是想骑走它。

    讲讲皮特是值得的，他能娴熟地让蜘蛛的债台逐渐增高，以得到他的许诺——“再容我一个星期，我会领你到马登藏大麻的地方。”我藏的那些东西至少值几千美金，尼森懂这个：他只不过是想把它当附属担保物罢了。

    屋里另外那位我不认识。你可能会以为他是拉美血统的美国人。他的胳膊上刺满了鹰和美人鱼的花纹，黑头发没卷儿，低前额，勾鼻子，两撇小胡子，还掉了几颗牙。大家都叫他斯都迪，因为他在科德角一带专偷斯都德贝科牌小汽车。这只是个传说，不是真的。他什么车都偷，大家管他叫斯都迪是因为他偷了一辆斯都德贝科牌小汽车，被警察逮捕了。他到这儿来是为皮特收赌金的。我听说他现在是个机械工和金属制造工（他是在瓦尔堡监狱里学来的这两手），能改变别人偷来的汽车发动机上的编号。但我想他并不知道我在特普罗森林里的那一小块地。

    我提这些是因为我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那样正在经历一场“令人痛苦的重新估价”。不论杜勒斯的罪孽有多么大，这个警句，是他讲出来的。我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从更广阔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的作家。把我所遇到的人都贬到知道或不知道蒂姆·马登在哪儿藏大麻那种人的地步并不使我感到高兴。

    可现在，我脑子空空，只有这一串名字：尼森知道，据我所知，我领杰西卡和潘伯恩先生到那去过，雷杰西看起来很清楚。我还能想想其他人。我甚至把我父亲也加进去。我多少年来一直想方设法用大麻来减少饮酒量，但没成功。一年前，在他最后一次来看我和帕蒂时，我把他领到那块空地，试图想让他对大麻感兴趣。我想如果他看到那些植物，他可能会像尊敬做啤酒的蛇麻子一样尊敬它们。所以，没错，我把父亲也加了进去。

    但这就像往贝思身上撒尿一样。突然间，我感到我的思维很奇特。每个人就像计算机屏幕上表格里的数字一样蹦了出来。我是在变成只有脑袋没有身子的动物吗？这种思维活动使我的脑袋几乎无法承受，我感到自己就像台功能不太好使的计算机。我不断地把我父亲的名字打上去又拿下来。我宁愿在大海狂涛里颠簸，也不愿想这些。

    我尽力坐在那儿看足球赛。最后，在第二次四分之一场暂停时，尼森站起来，走到冰箱那儿取啤酒。我跟在他后面。

    跟他打交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不着客气。由于他能把自己和老婆显示在由电子点组成的五彩纸屑中，或者一口咬着三明治，问你是否便秘，我就用不着在乎直截了当地问他问题是不是会得罪他。所以我说，“蜘蛛，还记得降神会吗？”

    “伙计，忘了它吧，”他说，“我想不起来。”

    “那次降神会可真古怪。”

    “叫人汗毛直竖。”他把嘴里的啤酒在大牙豁子里来回涮几下后，一口咽了进去，“你和你老婆喜欢那种鬼玩意儿。我不行。简直太有破坏性了。”

    “你看见什么了？”

    “跟你老婆看见的一样。”

    “我说，我是在问你。”

    “喂，别总问我这件事。一切都挺好的。对不对？”

    “那还用说。”

    “当然了。”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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