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站在充当撵走捣乱分子角色的那个人身边（几乎总是有个本地小伙子喜欢干这种活）。帕蒂·拉伦是那种能够充分利用陌生人的女人。我们家的门都给挤坏了。专捉毒品犯的便衣警察所吸的可卡因绝不少于到场的任何一个吸毒者。

    然而，我不能装出私下里我对那碗可卡因仍处之泰然的样子。因为关于能不能把可卡因摆在明处这件事，我同帕蒂·拉伦曾争吵过。我觉得，帕蒂的毒瘾比她自己所认识到的还要严重。如今，我恨透了那些白玩意儿。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便是我做白雪生意那一年——我因为贩毒罪到监狱里转了一圈。

    不，州警不可能太喜欢我。可也很难相信，在这冰冷的十一月的下午，他们会聚在一起对我那一小块大麻地施行精神报复。要是在夏日的狂乱之中这倒有可能。去年夏季，正是烤人的八月，我得到一份令人恐惧的秘密情报，说大搜查已迫在眉睫，我冒着中午的炎热跑到特普罗（人们通常认为，中午割大麻是件很粗鲁的事，这将使大麻精神分裂），把大麻割倒，然后很荒唐地花了一夜时间（不得不解释一下，那天晚上我没参加什么宴会）用报纸把新割的大麻包好，存放起来。我既没割好、包好，也没保存好。所以，我可不相信雷杰西对我那长了一年的大麻质量的奉承话（也许帕蒂·拉伦偷偷塞给他的是几支卷得很好的泰国大麻烟，她蒙他说这是我们家种的）。我九月份刚割的那茬大麻同样有股味，我称之为心理差别。它闻上去有股子特普罗的森林与沼泽地气味，尽管如此，我仍旧相信它是我们这个海岸小镇所特有的“雾状”植物。你可能抽上一千支，也不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确实是以优越的条件来种大麻的。如果谁想享受享受与死者交谈那种富于幻想色彩的浪漫情趣或至少是品尝品尝死人向你低声轻诉的奇异滋味，那请抽上几口我种的大麻烟吧。我认为这应当归之于多种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特普罗那里的森林常常闹鬼。几年前——从现在算有十几年了——一个年轻的葡萄牙小伙子在普罗文斯敦杀死了四个姑娘，肢解了她们的尸体，然后把她们埋在那片地势低洼的森林中的几个不同地方。那几个死去的姑娘和她们那冰冷麻木、残缺不全、充满怨气的样子总是十分清晰地悬浮于我的脑际。我记得，今年我割大麻——这次我又是匆忙草率地干完的，因为一股飓风（后来，它转向了海面）正要向我们袭来，不错，这股狂风的确是风力很猛——是在九月中旬闷热、阴沉、狂风将至的一天。可怕的大浪拍打着普罗文斯敦的防护大堤。镇上的人都忙着钉防暴风雨的窗子，我却正在八英里以外的特普罗森林里挥汗如雨，就像一只被围在一群发疯了的甲虫中间的沼泽地大耗子。多么富有复仇色彩的恶劣天气啊！

    我记得，我以仪式上所必需的耐心割着每一棵大麻，在割刀作用到我胳膊上的瞬间，我努力感受这种植物的生命。大麻被割倒后就走完了它生命途程的一半。现在，它的精神存在将取决于它的同随便哪个准备抽它的人——恶人、歹人、喜欢冥想的、滑稽的、好色的、大彻大悟的或爱搞破坏的——交流能力。实际上，在割大麻时，我就试图来一次彻底的反思，但（这也许因为甲虫狂暴、恐慌或飓风将至的缘故吧）还是匆忙草率地割完了事。我不由自主地用刀在根上乱砍了一通，然后又急急忙忙地把它们收拢到一起。作为补偿，我尽量细心地晾晒了它们，又将地下室里一个从未用过的柜子拿来当临时烘干室。在那混浊的空气中（我曾在柜里放了几碗面碱，以防它变潮），大麻获得了真正的休息机会，在那儿它们能够躺上几个星期。我把叶子和嫩芽撸下来，放到装咖啡的小广口玻璃瓶中，而后再压上一个红色橡胶垫儿（我嫌恶用尼龙袋或塑料袋装这样精美的东西）。但抽它们时，我发现每支大麻烟里都有收割时那股子狂暴劲儿。我和帕蒂争先恐后地去弹奏令人作呕的新曲调——我俩一会儿感到嫌恶，一会儿感到嗓眼儿火辣辣地疼。

    尽管如此，那次收割的大麻（我习惯于称它飓风头）还是开始对帕蒂的大脑产生了有些言过其实的影响。帕蒂·拉伦认为，她有一种通灵的力量。我们应当相信她，她有通灵力量这一事实，倘若我们用奥克姆理论来分析，就可以解释她为什么选中了普罗文斯敦而没选择棕榈滩这个难解之谜。其原因是，正如她本人所声称的那样，我们那片海岸像根布满了螺旋的柱子，而海湾呢，则弯曲深凹。这种景致同她发生了共鸣。有一次，她喝得醉醺醺地对我说：“我一直是个好胜的人。在我当中学生啦啦队队长时，我就知道我将大出风头。我想，我要是占不到足球队一半队员的便宜，那他妈的可把人羞死了。”

    “哪一半？”我问道。

    “进攻那一半。”

    那便是我俩之间刻板的交流形式。它将把水抚平。她可能会咧嘴笑上一阵，而我呢，则只能献给她两片微微掀开的嘴唇。

    “你的笑干吗那么恶毒？”

    “也许，你还应该去占那一半的便宜。”

    她很得意这句话。“噢，蒂姆·麦克，有时你也真挺好的。”她狠狠地吸了口飓风。当她吸烟时，她对那个东西（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