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想，结果是清楚的。如有机会，她每年都将与某位黑先生放纵一番。某位黑大个儿。这家伙要不是膀大腰圆，就必然是行动起来像个篮球运动员那样迅速而灵活。论个头儿我甘拜下风。她瞧不起我，说我不像男子汉，在这样的时候没勇气推上子弹，闯进屋来抓人。我想，我身体方面的缺陷一定把她乐坏了。“就像你爹在北卡罗来纳干的那样？”我问道。“那当然！”答话时，她嘴噘得老高，好似佩珀博士加油站小路旁那孟浪无礼、心怀叵测、放荡不羁的十八岁大姑娘的嘴一般。上帝呀，她不怕我。我感到可怕的是，我可能会真的掏出我那支手枪来，但我永远不会去追击黑先生。不，恐怕我会掏出手枪，在我将一梭子子弹搂到她那张狂傲自大、滚他妈蛋的脸上之前，我决不会离开屋子一步。冷静点儿！我干吗要把“劳雷尔”这几个字刺在我妻子身上呢？我知道，她是唯一为帕蒂所永远不能饶恕的女性。与帕蒂相遇时，我毕竟是同劳雷尔待在一起，只是她本来叫玛蒂琳·福尔科。我们见面那天，帕蒂一定要喊福尔科为劳雷尔。后来我才知道，“劳雷尔”是洛勒莱的简称——帕蒂不喜欢玛蒂琳·福尔科。我是不是故意用这刺花纹来惩治帕蒂呢？昨夜她真的在屋里吗？或者是昨夜我所做的梦的某些片断依然萦绕于我的心头？

    我忽然想到，要是我妻子真的回来了，而后又走了，那总该留下点形迹吧？帕蒂·拉伦走后常常要扔掉些还没用完的东西。杯子上面一定印有她的唇膏。这足以令我穿好衣服，走下楼来，但在起居室根本觅不到她的身影。烟灰缸内干干净净的。那么，我为什么会如此信心十足，认定我与拉伦交谈过呢？如果说有某种东西激发我的大脑去相信形迹的反面，那线索又有什么积极作用？这时，我领悟到，对人的体力，对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就是说，对人的神志清醒程度的真正测试，是检视他那能提出一连串儿问题却又不能找到答案的能力。

    我有这样一种理解力可真不错，因为不久我便会需要它的。那天晚上，在厨房里，那条狗病了。它的臭屎弄脏了亚麻油毡。更为糟糕的是，我昨晚穿的那件夹克衫被挂在椅子上，上面的血已经变硬。我摸了摸鼻孔。我的鼻子动不动就出血。可鼻孔里一点血迹也没有。醒来时我所体验到的那种恐惧再次向我袭来。每一吸气，便会有恐惧的哨声在我的肺叶里咝咝作响。

    怎样才能把厨房收拾干净呢？我转过身，穿过屋子，推开门走到街上。十一月那湿漉漉的空气打透了我的衬衫。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仍蹬着拖鞋。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五步便穿过了商业大街，扒着我波其小汽车（她的波其小汽车）的玻璃窗往里看。座位上全是血。

    这些事情有着多么奇异的力量啊！对这些，我麻木不仁，根本没什么反应。酒喝得太多了便会如此。酩酊大醉能令你感到心中空空荡荡。所以，我再也不感到害怕了，相反，我感到很高兴，就好像这些事都同我无关似的。刺花纹带给我的那种激动又回到了我的身上。

    我一直感到非常冷。我转身回到屋里，替自己煮了杯咖啡。那条狗对自己拉在地上的那堆东西感到很难为情，四处跌跌撞撞地乱窜，险些踩在臭屎上面。我把它放了出去。

    在我擦狗屎时，我那轻松的情绪（因为罕见，所以我十分珍惜它，恰如晚期病人对能够享受到没有任何痛苦的一小时感激涕零一般）一直笼罩着我。醉酒之后，我便会感到，喝酒的罪孽被完全彻底地、令人十分满意地一笔勾销了。我大概能算是半个天主教徒，我从未接受过纯正教义的训谕和洗礼，因为，我的父亲大麦克根本就没沾过教堂的边儿，而朱丽亚，我的母亲（她一半是新教徒，一半是犹太教徒——这也就是我不喜欢反犹笑话的一个原因）则常常很轻易地把我带到各种不同的教堂：犹太教堂、贵格会教徒的祈祷会以及有关异教文化的讲座。因此，在宗教信仰方面，她决不是位好导师。所以，我不配称自己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又确确实实地这样说了。得让我喝得酩酊大醉，得让我跪在地上擦狗屎，我才会感到高尚品德的存在（实际上，我几乎是处心积虑地想去忘掉在小汽车右边座位上究竟有多少血）。这时，电话响了。雷杰西打来的，阿尔文·路德·雷杰西，我们那位代理警察局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秘书打来的，他要我稍等片刻，局长大人就来和我通话，等得太久了，我那饱满的情绪都被等得烟消云散了。

    “喂，蒂姆，”他说，“你好吗？”

    “挺好的。就是酒喝多了点，不过没事儿。”

    “那倒不错，太好了。今天早晨一睡醒我就想起了你。”他将成为一个现代式的警察头子，绝对没问题。

    “用不着，”我告诉他，“我活得挺来劲儿。”

    他停了一会儿。“蒂姆，今天下午你能来一趟吗？”

    父亲总是教诲我要我谨记：每当怀疑闪过你的脑际时，你便应假设某种敌对行动正在策划中。接着，就该迅速采取行动。因而，我说，“为什么不能上午去？”

    “现在该吃午饭了。”他以责备的口吻说。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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