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俄国的规律怎么会具有普遍意义。他在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不论是学生时代迷惑过他,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或者是改良和挽救欧洲农业现状的办法,都同俄国农业毫无关系。政治经济学里说,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性的,不变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却说,按照这种规律发展,最后必然灭亡。前者和后者不仅都没有解答,甚至没有稍稍暗示,他列文,以及俄国所有的农民和地主,该怎样用千百万双手去耕种千百万亩土地,来提高生产,增进公共福利。
既然他已着手研究,就认真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书籍,还准备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以避免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往往他刚开始理解对方的思想,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对方就会突然对他说:“那么考夫曼、琼斯、杜波依斯、米契里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吧?您去读一读,这个问题他们早就研究过了。”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契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看到俄国拥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有些场合,譬如途中那个老农,劳动者和土地能提供丰富的产品;但在多数场合,用欧洲方式投资,产量就很少。这完全是因为劳动者只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才愿意工作,才肯好好工作。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同人民的精神密切关联的。他想,俄国人民负有自觉地开发广大荒地的使命,直到荒地开完为止,他们为此沿用适当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坏。这一点,他想在他的著作里用理论来加以阐述,在他的农业实践中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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