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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