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辨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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