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章长期混迹官场，老成持重。当康有为向光绪称颂来华活动的伊藤博文“为亚洲异才，请厚饩之，留备顾问”时，伊藤却在私下对李鸿章说：

    “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深以为然，说“侯言良是”

    ②。李鸿章与伊藤的唱和，证明他们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蹙，失于急激，后果堪虑。后来，李鸿章就更明确地把维新派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李鸿章在慈禧准备并发动政变时，既“未预机要”，又设法关照“新党”。

    听说直隶八股士人阴谋刺杀康有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于式枚就劝康有为“养壮上，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鸿章“则遣人慰行”。

    慈禧训政，首先发难的是杨崇伊。杨虽系李鸿章的亲家，但他此举却并非出于李之授意。9月21 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幽禁光绪，下令捉拿康有为。

    事前康有为秘密离京，乘英国船逃往香港，梁启超到日本公使馆避难，后在日本人掩护下径赴日本。9月28 日慈禧下令杀害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史称“戍戌六君子”。在此前后，慈禧废除了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多数上谕，一些革新措施，停止执行。裁撤的旧衙门，全部恢复。维新机构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政变发生后，张元济去见李鸿章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既未参予慈禧幽禁光绪的活动，又没有同情并设法救援光绪的言行，所以，其侄婿孙宝諠说他“朝纲纷变，身居事外”。事后，他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剖白自己与宫廷权力之争渺不相涉。但是，当慈禧镇压维新志士时，李鸿章却“言捕新党之谬”，并在暗中设法回护一些“新党”人士。如张元济因参予戊戌变法而被革职，李鸿章既派于式枚慰问于前，又通过盛宣怀安排工作于后。他对康有为、梁启超更是“另眼相看”。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行三巡，论及康有为事。

    李：“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

    伊藤：“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

    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大岗：“请问康有为究犯何罪？”

    李：“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

    大岗：“据仆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近日中国创行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乃历久未覩成效何哉？以② 胡思敬：《戊戍履霜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383页。

    无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诚然。”

    大岗：“近日康有为所为之事，无非扩充贵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着令卒其业之为善。”

    李：“洵如君言，康育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①这段对话表明，李鸿章对于康有为，与其说是执意要求引渡惩办，勿宁说是寄予着希望，期待其日后完成自己“未竟之功”。慈禧诬蔑康有为是“乱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却只用“煽惑人心，致干众怒”3 个字来形容康有为的所谓“罪状”。慈禧声称对康有为必须“极刑惩治”，而李鸿章却赞同大岗关于“培植”康有为“以为振兴中国地步”的建议。在李鸿章看来，眼下康有为还是个“书院经生”，缺少阅历，“了无异能”；此番逃亡在外，如能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将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会“大有作为”

    的。李鸿章的此情此意，在他对梁启超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鲜明。1900年梁启超在《上粤督李傅相书》中说：

    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 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②李鸿章对康、梁既寄予厚望，又在慈禧面前敌作贬词。他对慈禧说：康、梁辈“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慈禧问：“何外人庇之，与予为难？”李答曰：“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敌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李鸿章的左右逢源，未尝不可看作是老官僚的一种保存自己、掩护康梁的策略。1900年李鸿章督粤路经上海时，曾与其侄婿孙宝諠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谈话。

    李：“奉懿旨捕康梁。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

    说完哈哈大笑，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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